美联合仿照效法部公布故事集 研商战区司令部指

2019-10-16 14:12 来源:未知

  —美国军队相对于广泛的美国政府全盘方法的作用(以及战区作战司令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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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职能上,坚持把作战指挥作为核心职能。从美军战区司令部的情况看,其主要职能包括:负责制定作战方案、提出用兵需求、指挥作战行动。美国1986年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法案》明确规定,战区司令部应制定“预有准备的计划和危机行动计划”两大类应急计划。“预有准备的计划”主要用于应对各种潜在的战争和重大危机,也是战区司令部演练的重点。平时以预案为蓝本组织实战演练,预防和遏制地区性危机;战时对下属和作战配属与支援部队实施作战指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各级,每年组织的各类演习不下1500次,其中较大规模的就有80多次。以美韩为例,每年也要举行大小演习达200多次。每次演习后,都要对作战计划进行检讨,根据半岛的形势变化,增加新的立案背景和演习内容,每两年修订完善一次作战计划。

  时刻考虑更大的团队,以及有效的指挥关系(包括支援指挥关系)如何在保证受支援指挥机关时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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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作战指挥有没有权威性,直接关系到作战的成败。《美国法典》第10编第164条规定,战区司令没有自由选择军种组成部队司令和司令部参谋军官的权力。但是他有权拒绝军种推荐的人选,有权中止其司令部下属军官的职务,还有权召集军事法庭,对违反作战命令的军官进行处分。同时,有权对下属军种指挥官的任职表现进行评价。其鉴定意见,在军种军官遴选委员会考虑军官晋升时,占有相当大的权重。美军还规定,如果联合司令部司令认为自己的权力不够时,应立即报告国防部长,以保证根据需要随时得到赋权。可见,战区司令虽然没有自由选择权,但他有四个非常重要的配套权;更重要的是,他感到权力不够时,还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长要权,直到满足指挥为止。

  作战司令部的作用:作战司令部根据其任务,以及根据其下属指挥机关因人员配备或经验而造成最初能力不足的情况,可能保留某些职权和职能,例如目标开发或验证权。这是一种普遍做法,但是在危机中往往被忽视。在作战司令部制订的指令和命令中明文规定具体内容。

强化参联会职权,提升战略整合能力 美军现行作战指挥体制以1986年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为蓝本,主要吸取了美军在越南战争、“沙漠一号”行动、“暴怒行动”中的失败教训,最大特点是建立了战区主导型军事指挥链。该体制赋予美军战区司令对战区内所有部队的指挥控制权,实现了“战区一体化作战”,因此能有效应对与地区性中小国家的军事冲突,1990年的海湾战争及其后的几场局部战争都是生动的例证。 近年来,随着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制导武器的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安全挑战呈现出跨地区、跨领域、跨职能的特征,远远超出了单个战区或职能司令部的应对能力。安全挑战的多维性与视野相对狭窄的美军战区主导型指挥架构格格不入,倒逼美军重新审视30年基本未变的作战指挥体制。正如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所说:“我们的指挥控制体制实际上并不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 此外,在安全挑战复杂多元且外溢效应明显的今天,美国往往需要同时应对多个地区的危机态势,客观上需要在战略层次上强化统筹协调,使呈全球部署态势的美军联合部队之间能够迅速形成跨领域、跨层级、跨地区合力,以打赢“全球一体化作战”。 这次改革,美军希望通过强化参联会特别是参联会主席的职权,提升战略层次的需求整合和统筹协调能力。在美军现行指挥链中,总统和国防部长只负责决策“打不打”“何时打”,至于“如何打”则主要由战区司令决定。作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参联会主席没有作战指挥权,主要负责拟制军队建设长远规划、开发联合条令、制定联合教育训练政策等。 此次扩权,将赋予参联会主席三大权力。一是对美军全球防务态势的知情权。二是对美军当前军事行动的建议权,这意味着今后各战区不仅需要向参联会汇报情况,其作战计划也将接受参联会的审查,听取参联会主席的意见。三是对美军全球作战资源的日常调配权,在这一点上美国国防部和国会已基本达成共识。虽然仍不在指挥链中,但扩权后的参联会尤其是参联会主席将成为影响美军指挥链的“隐形之手”。 为增强参联会主席的独立性及其建议的客观性,美国国会还要求将参联会主席的法定任期从2年延长至4年。因为在2年任期制下,为谋求连任,参联会主席需要寻求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支持,其独立性容易受到影响。之所以看重参联会主席的独立性,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会酝酿《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过程中,时任防长凯斯帕·温伯格对新法案明确表示反对,美国海军甚至成了一个专门抵制新法案的“作战室”,而时任参联会主席大卫·琼斯却勇敢地表示支持改革,对新法案的出台发挥了积极作用。 精简顶层机构,提高指挥决策效率 过去几年,美军对现役部队进行了大幅压缩,但是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厅、联合参谋部、战区司令部参谋机构在内的顶层指挥机构却在逆势膨胀。据统计,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厅的运行编制超过5000人,联合参谋部接近4000人,9大作战司令部超过3.8万人,这显然与《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试图建立精干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 机构臃肿的最大弊端是层层把关,决策缓慢,导致美军对新兴威胁反应迟缓。如近两年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组织,兰德公司早就向奥巴马政府发出预警,但美国军方却迟迟拿不出对策。2014年8月发起“内在决心”打击行动后,美军高层未能根据“伊斯兰国”的新特点提供有效的战略指导,中央战区只得沿用对付“基地”组织的老套路开展打击行动,作战效果犹如隔靴搔痒。此外,从叙利亚内战到乌克兰危机,美军领导层的反应速度明显慢于俄军,美国国防部因此饱受诟病。 领导指挥机构臃肿还挤占了有限的国防资源,导致美军无法将钱花在“刀刃”上。就平价购买力而言,美军当前的国防预算与1986年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时基本持平,但军队规模却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二。据统计,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厅、联合参谋部、战区司令部和国防部各直属局的运行编制达24万人,每年耗费预算1130亿,接近整个国防预算的20%。巨大的行政消耗挤占了宝贵的国防资源,严重削弱了美军的战斗力生成能力。 美国国防部和国会计划从两方面为顶层指挥机构“抽脂消肿”。 一方面,按照职能整合的思路合并同类项。据美军内部调查报告显示,职能重叠是导致顶层指挥机构臃肿的主因。如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主抓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制定,但联合参谋部、战区司令部以及各军种部均设有战略规划和政策部门。为此,美军将对联合参谋部、战区司令部、战区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的情报、后勤和计划等部门进行整合,大幅裁减重叠岗位,减少因层级过多产生的内耗。从目前情况看,美军不会合并北方和南方司令部或者欧洲和非洲司令部,6大战区司令部的格局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减少将官数量,严格限定编制规模。当前,美国国防部正努力将管理层的规模压缩25%,美国参议院要求国防部以同样的比例削减将官数量,尤其是把上将名额从41人减少到27人。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人数猛增至400多人,导致国安会对美国军方的“微观管理”现象较为严重。为此,美国参众两院计划将国安会的编制限定在150人以内,从而赋予军事领导层更多的自主权。 理顺指挥关系,增强协同效果 美军声称,当前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是4个国家和恐怖主义1个非国家行为体,上述安全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多个作战司令部密切配合,合力应对。 以打击“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行动为例,目前共有包括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非洲司令部在内的3个战区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战略司令部在内的2个职能司令部参与其中。如此众多的司令部联合行动,势必带来“谁主导、谁指挥、谁支援”的问题。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美军加快推进网空领域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网络战部队逐步从幕后走到台前,并已开始参与美军一线作战行动,成为美军联合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厘清网络战部队的指挥关系、强化其与其他作战力量的协同效果,以便充分发挥这一战略性力量的作战效能,日益受到美军关注。 为了理顺指挥关系,美军拟在三个方面采取动作。 其一,设立“作战司令委员会”,为顶层协调搭建平台。美国参议院主张设立一个“作战司令委员会”,成员包括9大作战司令部司令以及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和副主席等,作用是为讨论全球重大危机和挑战提供平台,协调各作战司令部之间的行动。考虑到美军内外缺乏让参联会主席进入指挥链的民意基础,设立“作战司令委员会”的可能性较大。 其二,升格网络司令部,强化网络空间作战与其他领域作战的协同。根据“全球一体化作战”构想,网络空间这一新兴作战领域不仅是未来战争的起点,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点。目前,美国军方与国会已达成共识,将网络司令部由原先战略司令部下属的二级司令部升格为独立的职能司令部。事实上,卡特、邓福德等美军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已经把网络司令部与战略司令部摆在并列位置。升格后,网络战力量与其他联合作战力量的协同将更加顺畅,便于发挥其“力量倍增器”作用。 其三,降低部分领导岗位级别,强化核心领导的权威。目前,美军作战司令部下属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司令的级别是四星上将,与作战司令部司令的级别相同。这样的等级安排既不利于作战司令部司令行驶指挥权,同时也阻碍了重要信息的通报和流转。为此,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规定将部分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司令的级别降为三星中将,同时部分国防部直属局也存在降级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3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美军此次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存在一定阻力,包括参联会主席是否应进入指挥链在内的部分议题引起了较大争议。此外,与上世纪80年代初美军先后遭遇两次重大战场失利的背景不同,美军在近几场大规模作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因此存在改革动力不足问题。然而,随着美军备战重点转向大国竞争时代的高端战争,美国军方、国会和学界已经对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达成共识。一旦改革设想付诸实践,必将深刻影响未来10年美军联合作战的组织实施。

  美军把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司令对所属军种部队及战时配属部队全权行使作战指挥权。战区司令部司令人选一般来自战区主导军种,平时战区司令部所属军种部队比例大小也根据任务来确定。坚持谁主战、谁主导、谁指挥。比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成立以来共任命过23位战区司令,无一例外都来自海军。俄军把战略方向作战的指挥重心放在联合战略司令部,把职能领域作战的指挥重心放在总参谋部。

  抵制组建大型指挥机关的倾向;大型指挥机关难以维持。认识到作战司令部可以发挥作用,通过尽可能减少报告要求、作战节律事件和信息申请(RFI)而为下属减轻不必要的负担。指挥机关如果人员过多,往往会因规模太大而妨碍共享理解和目标,缺乏采取行动的意愿,难以开展交流和委托职权,并且会为了做到完美而形成庞大甚至繁杂的参谋业务流程。要防止这一倾向;集中于输出并乐于采取行动,并且利用向其他能力获取支援而不是建设大型的指挥机关。

10月,美国《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关键质询期。除划拨约6000亿美元的国防费,该法案还用大量篇幅,阐述了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方向—— 美军新一轮指挥体制改革大幕将启 ■陈航辉 10月,以改革为主基调的美国《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关键质询期。最近一段时间,美军高层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知名智库互动频繁,积极为新一轮国防改革造势。作为此轮国防改革的“重头戏”,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力度超出预期,是美军改革派突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的一次大胆尝试,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从美军高层的国会证词以及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看,此次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解决顶层指挥机构缺乏统筹、决策迟缓、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从而强化美军在大国竞争时代的危机应对和打赢能力。

  三是在战区设置上,坚持以国家军事战略和应对安全威胁的需要作为根本依据。美国基于“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目标,着眼全球部署、全球用兵、全球到达、全球打击的政治需要,按区域将全球划分为六大战区,即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同时按领域设置三个职能司令部,即战略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和运输司令部。美军战区和职能司令部是美军高级作战指挥机构,承担地区性或职能性任务。战区司令部有明确的地理责任区,包括所属陆地、海域和空域,国家指挥当局将计划、准备和实施该战区内军事行动的权力委托给战区司令部司令。职能司令部没有地域限制,是将全军战略资源整合起来,单独遂行非地区性作战任务或支援地区性作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行动,主要担负太空作战、网络空间作战、核作战、导弹防御、特种作战、战略运输等任务。俄罗斯基于主要威胁来自陆上,着眼战略防御、陆权主导,依托军区领率机关建立了立足本土、向外辐射的四大战区联合战略司令部,使其成为战略方向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就潜在指挥控制方案和指挥机关战备的效力和效能提出反馈。(作者署名: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致富彩官方网站 3   美韩两国军队每年举行大小演习达200多次。图为4月11日美军OH-58D型“基奥瓦勇士”武装侦察直升机在韩国领空参加大规模联合作战演习。(美联社)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施行动;

  一是大国军队在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设置上,坚持重心下移。从目前情况看,各主要国家军队中,设立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理由其实很简单,大国军事行动区域广阔,需要立体应对来自多个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必须把指挥机构的重心放在战区。把这一级的指挥机构做实做强,配齐作战指挥要素,使其具备独立筹划、准备和指挥各自方向作战行动的能力。

  规定各指挥机关相对其上级指挥机关、友邻指挥机关和下属的任务和职权。与有关美国大使馆(USEMB)、战区作战司令部所辖其他单位(例如战区特种作战司令部、军种和职能编制)和其他支援单位(例如网络司令部和各战斗支援局)明确其任务和职权。

  可以说,美军战区司令部平时主要工作就是:穷尽计划、演练计划、完善计划。由于制定了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预案,并且经过了反复演练和不断完善,一旦有事,就可以迅速付诸行动,争取先机。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依据的就是“1003东方大规模战区战争”计划;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救援行动中,美军依据的就是“5070-02作战构想”,设立了536联合特遣司令部,统一指挥大规模的联合救援行动。据美军官兵讲,这些行动的艰苦和严酷程度,甚至还不如平时的演习,许多作战行动在战前都经过了反复演练。

  在确定适当的编制方案和指挥机关时,采用6个证明有效的因素——效能、响应能力、战备、灵敏、简明和效率。

  战区的设置,是随着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安全威胁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的。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对战区体系,做过四次大的调整。最近的两次,一次是9·11后,为应对本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于2002年组建了北方司令部;另一次是针对非洲战略地位上升,为加强争夺和控制,于2007年成立了非洲司令部。

  训练和演习方面的意义:本文强调演习的作用,这表现在:

  为了确保作战司令部对作战指挥各保障支援单位的有效使用,美军明确规定了指挥机构与保障单位的相互关系,建立起密切顺畅的工作机制。以情报保障为例,美军各战区司令部都建立了联合情报行动中心。这个中心把国家情报总监、各军种的作战支援机构,以及自身的情报力量都整合到一起,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都在中心派驻了代表。一旦出现危机状态,战区司令部就可以立即通过这些代表,直接动用国家的情报力量。美军把作战司令部定位为“用户”,把军种和国防部直属业务局作为“产品提供者”,后者有义务给前者提供所要求的各种资源,“用户”满意是判断各类支援保障行动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

  —美国政府相对于国际(以及适当情况下相对于东道国)反应的作用;

  从中可以看出,各国在军队改革中,推动作战指挥权和建设管理权相对分离 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现代条件下军队结构日益复杂,分工更加精细,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已经成为既密切相连、又各具特点的两个领域。这样做,有利于联合作战指 挥机构强化核心职能,专司作战指挥,保证指挥的高效统一。美军推动两权分离,还有自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军二战后各军种有些坐大,权力过重,“军种至 上主义”盛行,而美国的政治文化,强调权力的相互制约平衡,需要对军种权力加以抑制,以确保对军队的政治控制。

  战略指导和互动:高层领导告诉我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联合参谋部(JS)在现实行动中发出战略需求信号的密集程度会占用战区作战司令部相当大一部分可用带宽。在建设指挥控制结构时应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放权给下属司令部实施战役级受领任务,这样作战司令和参谋机构就能够拥有决策空间,用于与国家领导层沟通,交流领导层的目标和可行方案的执行情况。 

  如何夯实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根基,考察外军这方面的情况,有三个共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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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军作战指挥体制改革,重在以联合为指向,在调整指挥职能、指挥关系和指挥重心上下工夫。深入分析各国军队改革指挥体制的思想理念、方法路径和利弊 得失,研究把握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激活我们的思路,搞好改革筹划设计,提高改革效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挑战

  纵观外军推进作战指挥权与建 设管理权分离的实践,有三个共性的做法值得重视:一是瞄准方向,持续推动。尽管主要国家军队推动两权分离,有的比较彻底,有的还留有尾巴,但都认为这是一 个大的趋势,迟早都要搞。二是立足实际,合理确定分离的层级和程度。世界各国对军队的政治掌控都很严,在最高层都是一元化的,哪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会 放弃军权,总统就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差别仅仅在于分离的程度。三是军种交出指挥权、退出指挥链,需要一个过程,不搞一刀切、一步跨。剥离军种作战指挥 权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和空降兵这两个独立兵种,现在仍然保留着作战指挥权。

  机构间和多国方面的意义:我们注意到,当军队依靠、协同和通过众多任务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开展工作时,采用政府全盘方法在推行国家利益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面临的挑战。我国联合部队日常开展行动以支援美国大使和牵头联邦机构。我们认识到多国行动的力量;但是,我们还看到与机构间伙伴和多国伙伴开展协调、同步和信息共享所面临的挑战。指挥控制方案应在这一架构内运行。指导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网络并为其提供资源。

  俄军的战区是在原有军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作战指挥权与行政管理权是合一的。从1862年米留金军事改革以来,军区在俄罗斯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150多年来,俄军为什么不放弃这套体制,是和它的国情有关的。俄是一个陆权国家,军区定位是国家的基本行政单位,可以统筹内外。因此,对于不以海外作战为主、内部安全威胁又很重的俄罗斯来说,军区体制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所以,改革后的俄军战区,继续保留了军区原有的一些职能,比如,兵役、动员、地区防卫,以及相应的陆军管理业务等。实际上,这是一个既有战区联合作战指挥职能,又有军区行政管理职能的复合体。一位俄军区司令曾形象地说,所谓联合战略司令部就是军区领率机关的总称,军区领导人就是联合战略司令部的领导人。军区既有作战指挥权,也有行政管理权。但从战区机构设置的情况来看,主要履行作战指挥这一核心职能,行政管理和保障机构大大压缩,人员也比较精干。

  确定方案:战区作战司令部面临的挑战在于,预测并确定一个能够完成具体任务的可行指挥控制组织结构,同时保持计划和实施全责任区内其他现行和新兴任务的灵敏性。效能、响应能力、灵敏性和简明都是重要的因素。战区作战司令部在战区战役和应急计划工作讨论会上尝试确定并建立可能的指挥控制组织结构时,还必须确定(或核实)期望在危机行动期间采用的方案。他们必须明确规定指挥机关的作用、职权和责任。还必须确定何时及如何向下属指挥官委托职权,指导具体的指挥关系,评估风险,并排列责任区内各项工作和支援的优先顺序。而且,他们还必须在设计和计划工作中做出关键决策,包括确定作战方法、所需部队和作战地域。此外,他们还应调整其指挥机关的编组和过程(例如作战节律)。

  俄军也形成了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适度分离的体制。与 美军相比,俄军分得没有那么彻底。1998年,俄军提出区分两大职能的基本原则,即“在战略级指挥机关尽量分,在战役—战略级尽少合,在战役、战役战术和 战术级则完全合”。目前,俄军主要在国防部机关、总参、军种层级,推动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职能的相对分离:一是军种把作战指挥权交给了总参,实现了作战指 挥权的统一;二是总参把若干行政管理的职能交给了国防部和各军种司令部。也就是说,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军队建设和运用的全局;总参谋部负责战略筹划和战略 指挥;联合战略司令部负责指挥战略方向联合作战;三军种司令部主要负责本军种部队建设。比如,目前俄军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就是由总参作战总局实施总体指 挥,由俄设在拉塔基亚基地的航空兵司令部实施具体指挥,空天军总司令部不作为一级指挥机构直接参与。英、法等国军队和日本自卫队的各个军种,目前也都交出 了作战指挥权,基本形成了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这两条比较清晰的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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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外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路径来看,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在顶层实施一元化领导,在某些层级,权力相对分离,这也是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条件。早在1958年艾森豪威尔进行国防改组,美军就开始推动作战与行政两条指挥控制线相对分离。《1958年国防部改组法》明确指出“取消各军种以前作 为‘执行代理人’所享有的指挥部队的法定权威”;“建立两个指挥渠道:针对已部署部队的作战渠道和针对支援任务的行政渠道”。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作战指挥 和建设管理的全局;战区司令部和职能司令部负责作战筹划和指挥;军种负责各自部队的人事、训练、装备、编制、经费、后勤等业务,向战区司令部司令提供参战 部队。

  指挥关系:指挥关系安排各种指挥机关的作用和职权,而先期为确定最适宜的指挥关系而投入的时间,在实施和向后续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将会得到报偿。在连续的级别建立明确的指挥关系有助于确保协同增效和实现统一努力。制订指令时应进一步说明作战控制、战术控制和支援指挥关系的具体职权和限制。

  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改革实践证明,成功的改革从来都不是“舶来品”,而是要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模式和道路。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美军改革模式、俄军改革模式、美俄结合的改革模式,有的说美军模式好,有的讲俄军模式符合实际,有的认为美俄模式都吸收一点更好。实际上,这反映的是如何科学借鉴外军经验的问题。其实,无论我们向外军学习什么,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国体、政体的不同,军队性质的不同,一定要接中国的地气。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大将在谈到俄军事改革时说:“我丝毫不反对学习美国、德国的有益经验。但是,在学习别国某些经验和放弃自己的经验之前,必须反复权衡利弊。”这句话很有道理!说到底,就是要搞清楚别人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要摸清别人的底细,知道自己的底盘。在研究外军东西的同时,一定要记住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改革道路。

  为指挥控制进行计划:预测发生过渡的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指挥控制结构,以便保持灵敏性,同时避免在指挥控制结构中“放马后炮”(shooting behind the duck)。在拟制、分析和建议行动方案的过程中考虑所有指挥控制方案。确保作战计划组(OPT)在有准备计划工作和危机行动计划工作中解决这一问题。在对实施和过渡进行计划的过程中还应定期检查指挥控制结构。

  夯实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根基

  全球一体化:所有指挥控制方案都必须考虑作战所具有的跨地区、多域和多职能(TMM)性质。当今“作战空间”要大于任何一个责任区。跨地区挑战跨越战区作战司令部的边界。传统上用于规定责任区的实线现在更多地变成了虚线。国防部长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联合参谋部的协助下,集成多个作战司令部的工作以应对此类挑战。我们发现全球一体化的赋能因素包括:某种形式的全球通用作战态势图(COP)、进行全球风险评估的能力、动态排序和分配的过程、以及用于快速共享感知的协作手段。

  确保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权威性

  —现行和预期的全责任区任务和资源。

  战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军队改革,都遵循了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适度分离分工的原则。分的目的,是为了专业化的建、联合化的用。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是为了确保国家最高当局对军队这个特殊强力集团的政治控制。

  理解:危机发生时,战区作战司令部面临的挑战在于对态势进行评判、与动态的政治决策和政策决定进行交流、为国家领导层提供一系列军事方案(提出所认为的“最佳军事建议”)以及与下属共享自己的理解、问题设想和作战方法(设计的所有重要内容)。理解态势包括理解敌方,以及理解众多利益相关方、观点、作用、利益和相互关系(见下图)。理解还具有时间方面的内容:随着危机的持续,我们对问题或需求的理解不断加深,相应地,我们对可行指挥控制方案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适度分离

  —战区作战司令部相对于国防部其他单位(例如其他作战司令部和战斗支援局)的作用;

  例如,第6舰队在训练和装备方面走的是海军指挥系列,但当它被部署到地中海时,它就要接受负责地中海的联合司令部——美国欧洲司令部 的作战命令。目前,美军已经形成了在国防部长以下、战区军种组成部队以上两权分开的基本格局。建设管理从国防部、军种部往下走;作战指挥从国防部、作战司 令部往下走,两者在职能分工、运作流程等方面的界面,切分得相对合理,也比较清楚。

  —复制跨地区、多域和多职能环境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指挥控制:我们提倡“先期建好指挥控制”,但我们还是发现,在联合特遣部队的整个寿命周期中,指挥控制和指挥关系将不断发展变化。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建好初步的指挥控制,以保证后续具备灵活性和适应力。在确定指挥控制时,必须理解以下方面的动态性质:

  见解

  —要求对任务伙伴保持灵敏性、适应力和协调;

  先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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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所示为作战司令部级的若干指挥控制编制方案和样例。指挥控制以及确定最适宜的方案仍然属于“指挥官的业务”。

  保持战区-战略重点:危机在初期阶段会将战区作战司令部的很大部分精力从其更全面的责任区职责中吸引过来。作战司令部指挥机关及其组成部队应能够适应这种在初期集中于危机而同时仍然注意继续实施全责任区任务集的情况。任何指挥控制编制方案都必须做到在初期自然而然地集中于当前危机而同时能够在长期根据情况恢复到稳定状态下的全责任区行动。

  先期投入时间预测并确定可行且可持续的指挥控制方案。考虑各种方案及其优缺点;不要轻率地选择某一个方案。对指挥控制进行设计以尽量减少后续对编制结构的不必要更改,这些更改可能干扰既定的指挥控制安排。但是,在必要时可以改变指挥控制。以尽量小的改动对指挥控制进行调整,有利于更加全面地集中于敌情、问题和任务。参谋机构能够发挥作用;在计划和评估中尽早考虑指挥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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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领导负责快速应对动态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地区威胁和跨地区威胁,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下,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任务伙伴的利益、作用和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这种资源有限并且复杂的形势下,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必须预测和确定有效且可持续的指挥控制(C2)架构,这一架构应成为联合部队实施任务的助力,能够利用其他任务伙伴,同时针对任务需求保持灵敏性和适应力。

  —注重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开展互动;

  考虑某个方案是否及如何对作战形成助力;通过该方案应能够预测并支援下属的需求,集成部队的能力和行动,并且为作战司令与国家决策者进行互动和集中于更为广阔的责任区提供决策空间,从而该方案能够为取得胜利设定条件。

  [知远导读]《联合作战:见解与最佳实践》是美军联合参谋部联合部队发展局(J7)可部署训练处撰写的论文。该论文持续更新,目前为第五版。可部署训练处的主要任务是针对联合作战及其中的关键职能领域开展研究,重点包括经验教训、条令理论、教育训练和未来联合部队发展等。该处与美军各作战司令部和联合特遣部队的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保持稳定的交流,了解其计划、准备和实施作战的各方面情况,并进行搜集、整理和对比,进而提炼出执行层面的“见解”和“最佳实践”两部分重点内容,并撰写成论文发放作战、训练、经验研究、条令拟制和联合开发等领域,作为重要的参考借鉴。本章节选自论文第七部分——战区作战司令部指挥控制编制方案,论文全篇约34000字,进一步了解请登录知远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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