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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8 02:03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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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中国的抗战及反法西斯题材是人类留给自身的一个巨大丰厚的资源,写不尽,用不完,常写常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文学,也应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当然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气派,但与世界文学相比,我们似乎还没有出现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反法西斯文学的大作品,也还没有出现公认的伟大的战争小说,过去对我们的抗战文学,一度过于从政治性、党派分野出发,本身有一定的片面性,还有一个就是缺少深刻伟大的人文关怀。我们的抗战文学里面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民族气魄,不可小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文学也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里面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是根本,写战争归根到底,还是看表现人性的深度,正义力量的强度,人文精神的高度,思考人类完善自身,健全发展的道路。这样的作品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打磨,反复的修改和深化,所以任重而道远,我们展望未来,期待更多伟大战争作品涌现。

以往的抗战文学研究中,老舍的《四世同堂》备受关注,巴金的《火》以及茅盾的诸多抗战小说都是重点对象,在研究中往往着墨最多。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基本上是提及而已,而提及的多是《大江东去》和《八十一梦》,《虎贲万岁》极少出现。在当前高校使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关于抗战文学这部分内容提到张恨水抗战小说也只有《大江东去》和《八十一梦》,完全没有提到《虎贲万岁》。2012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房福贤的《中国抗战文学新论》重新梳理了抗战文学的相关问题,对抗战文学做出了比较公正的评价,然而在这部书里仍然找不到《虎贲万岁》的影子。2014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张中良(笔名秦弓)的《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一书中涉及的抗战文学作品比较全面,提及了《虎贲万岁》,并作出了相应的评价。

9月3日是抗战胜利日,对于这份沉重的胜利已有数之不清的影视作品和小说题材用以纪录。直到今天,“抗战文学”已经成为特指书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的专有名词。抗战题材小说的创作经历了一

抗战题材表现的是复杂、严肃、艰巨的历史内容,我们的创作应该专注于还原历史框架,还原真实的战斗细节,用客观、理性、均衡与自省的逻辑书写中华民族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神圣战斗诗篇,在这种整合性的书写中,以往由于时代和知识原因造成的缺失、偏见与伤害在构建和谐社会、描绘中国梦等新社会语境中获得正面的、积极的修复,承载起民族共同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

①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从这一含义中引申为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左”是指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坠入空想和盲动。

战争中所展现出的人性的闪光与黑暗恐怕是任何别的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对于历史的书写,除了仰视角描写抗日英雄、俯视角全景式宏大叙事之外,还需要平视角描写普通老百姓的抗日,才能让历史更加丰满、可信。

早期抗战文学

抗战文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抗战文学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也可外延至往前到九一八事变,往后到抗战胜利初期。广义的抗战文学则外延更大,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后一些表现甲午战争的文学作品,也包括狭义的抗战文学和抗战时期非抗战题材的文学以及抗战胜利后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

新时期抗战书写中,对普通人的关注更加温情、真实、细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中那群看起来毫无政治意识,亦无传统道德约束的土匪,在日寇面前展现出英勇气节,代表了抗日战争的深刻群众基础。张者的《零炮楼》描写张寨贾寨两村村民面对外敌入侵的自发抵抗,写出了百姓的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存亡的休戚相关;沙玉蓉的《井口那片天》以曲河大为背景,写了一个名叫枝子的女人苦难而坚韧的一生。刘震云的《温故1942》通过追忆抗战岁月里河南农民面对天灾人祸时的求生欲望和存活本能,写出了人类的善与恶、坚强与软弱、善变与执着,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和个体生命的珍视,阎欣宁的《中国爹娘》讲述了抗战胜利后,东北黑土地上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抚养在华日本遗孤的故事,表现了中华民族善良、仁慈和宽容的美德。

汪守德:近期出现的一些抗战题材文学作品,我以为是有新意的。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点,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正视自己,认识对手,超越历史的要求。我认为写好抗战题材首先要正视自己,这一点很重要。面对凶残的日本法西斯,中华民族究竟是怎样的一番面貌,我们有着怎样的问题与不足,曾经有过怎样的灵魂涅槃,我们的面目似乎比过去更为清晰了一些,这可能是写好抗战文学最基础性的内容。

②民族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有争议。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先有民族国家,还是先有民族?”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首先形成。民族主义是民族要求其合法主权而形成的,而民族国家则符合了这个要求。一些民族主义的“现代理论”也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是政府政策的一个产品,政府使用这个政策来统一和现代化已经存在的国家。大多数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现象,它是大众文学和早期的大众媒体的结果。但是历史学家也注意到较早出现的比较统一的、拥有一个共识特征的国家,比如英国、葡萄牙和荷兰。而民族国家的成型,大多认为始自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

三部曲把眼光放在国统区,描写国统区各色人等的心理。小说反射了战争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毁灭。

何向阳:历史不仅要口口相授,更需要碑载传承。这段时间以来,关于抗战题材的文学确实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既有全景式的,也有就一个事件、一个历史阶段进行回顾、反思的作品。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三卷本是非常突出的全景式的梳理、研究以及描述抗日战争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纪实文学的范畴,进入到历史、文化、思想研究的层面。王树增在书写当中确实把自己全身心的力量加以整合,而且把这种整合的力量在文字的史诗当中加以呈现,思想性、艺术性非常强。在作品的开篇,他有一个长达60多页的序章,叫《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在这个问句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他把抗战全面爆发的缘由细致道来,既分析国民党从不抵抗到组织抗战的转变过程,也分析了日本方面发动战争的历史因由、现实需要,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判断,在这种分析中慢慢进入抗战叙事,梳理得非常详细,书中的大量注释,以及战争的示意图,详尽的烈士名录,让作品内容更厚重丰富。

基于对正面战场抗战的这种正确认识,研究抗战文学时对于歌颂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文学作品也无须忌讳了,史学界的这一重大突破也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收获。

[社会]中国军事五项队英雄谱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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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次率队出征世界大赛,为国家、军队作出了突出贡献。矫力鸣 男,山东崂山人,1957年7月生,1976年12月入伍,中共党员,现任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副大队长,原军事五项队队长,技术7级,副师职大校军衔。他是我国第一代军事五项运动员,1987年担任军事五项队教练,1994年任军事五项队队长兼总教练。王晓义 男,辽宁阜新人,1962年7月生,1979年12月入伍,中共党员,现任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军事五项队副队长兼高级教练,技术7级,专业技术上校军衔。在国际军体第49届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上,他率男队一举夺得团体"七连冠"。1次参加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1次夺得团体冠军。

额尔敦其其格: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一样是法西斯,当我们用人道主义、人性关怀去要求战争文学的时候,永远不能去否定侵略者的法西斯本质,这样我们的小说才能真正有一个世界视野,而不是像现在似的只是概念性的、某些事件的国际视野,跟世界、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构成对话关系。

摘要

除了宏大叙事的作品,那些以某一场战役为背景的微观视角的书写,更容易写出战争中人的情感体验徐纪周的《永不磨灭的番号》讲述了八路军九纵独立团在团长李大本事的带领下,为掩护主力部队和当地群众转移,与日军浴血奋战,以生命的代价实践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张廷竹的《中国无被俘空军》生动刻画了空军军官阎海文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做日军俘虏的义节之举;范稳的《吾血吾土》塑造了远征军中一位传奇老兵,一生颠沛流离,战后含屈茹苦,却始终不失爱国之心

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这么多作品集中涌现,是一件好事。虽然对于抗战题材的创作,必须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同时喷发形成的浓厚气氛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交流和督促,写作者可以作横向、纵向的参考和检验,必须在如此多的作品中呈现自己的特色,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作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向全国人民、向世界人民显现了民族的英勇与牺牲、不屈与奋进的精神面貌。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们中国作家馆以弘扬抗战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重点推出一批抗战题材作品,这次研讨会,也是中国作家馆的主题活动之一。通过这样的研讨,一方面可以了解近年来有代表性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交流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引领创作。

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是在“七七”事变后才开始转变的,国军抗战小说早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开始了。张天翼的《最后的列车》写的就是东北军抗战,葛琴的《总退却》歌颂了十九路军官兵积极抵抗的光荣事迹。抗战全面爆发后,便产生了写国军抗战的“七月派”,成就较高的是丘东平,《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虽然说作品显得有些粗糙,但是这也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丘东平与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具有军旅生涯,这便使得他的作品更能真实再现战场厮杀的惨烈以及中国军队不畏牺牲英勇抗战的精神。

眼见着连这最后的生存都将保不住,日本旗升了起来,针、刺刀、血,强奸、抓捕、屠戮,恐慌、死寂、骚动,直至最后的反抗!“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那疲惫、嘶哑、沧桑、一路压着的嗓子,终于从最深处爆发了一声怒吼!

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民族国家②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它与以往的效忠于君王和地域认同不同,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具,只是时有时无,表现的不明显。有在甲午战争时期,曾经雄踞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在经过黄海海战后面临被日本联合舰队全歼时,南方的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竟然没有去支援北洋舰队,甚至广东水师在战后因其一艘军舰参与了海战被日军俘获时,广东水师要求日本退还这艘军舰,理由是它不属于北洋舰队,这让日本人哭笑不得。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开始于甲午战争后,之后不断发展,直到抗战时期,从上层社会到底层老百姓,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民族国家意识,都能够意识到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后来新中国成立时选取的国歌就是与抗日战争相关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便表明抗战是中国的重生,是一个民族国家正在形成。

抗战题材小说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变化的发展轨迹,伴随着这样的发展,我们对于战争和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和深入

■主持人的话

改革开放后,大陆方面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渐步入正轨,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就明确表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胡锦涛,《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全文》,人民网,2005-9-3)这说明中国大陆官方已经承认了国民党抗战的贡献,如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在大陆已经是深入人心。国民党不再是消极抗战和妥协投降的形象,而是坚持在正面战场积极抵抗的形象,正是有了正面战场的积极抵抗,才给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创造了条件,敌后战场才能配合正面战场对敌人后方进行袭扰,以有效的策应正面战场。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如果少了任何一个战场,抗战的艰难程度和结果都难以想象。

与此同时,很多作品不再单向度地叙写“国军”御寇或我军杀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较量也相互支援,凸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真实历史图景温靖邦的《虎啸八年》对“正面战场”的理解很有新意,作者认为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战场变化多端,有的区域很难分清哪里是前方,哪里是敌后。总的说来,抗日战争是由国共两党军队共同承担的,无法清晰地分开这样的历史观,也体现在一批作家的创作中都梁的《亮剑》中,主要人物李云龙和楚云飞分属于国共阵营,身处救亡图存、捍卫民族大义的共同历史情境,惺惺相惜,协同作战。

胡殷红:徐贵祥的《三尺布》是今年值得关注的作品。在多年的创作中,他对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进行过许多有益探索。这个小说中,徐贵祥通过瑕疵型与崇高型结合的方式,塑造了孙大竹和纵队司令员这些抗战时期八路军中基层官兵的代表人物。其中孙大竹这个英雄形象在徐贵祥笔下是多面的,是有个性的,是一个需要在革命队伍中不断矫正一身小毛病的英雄。徐贵祥这部中篇小说表现出他清晰的叙事逻辑和叙述形态 ,他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资源,表达了他的艺术观念。徐贵祥的个人经历使他在驾驭革命战争题材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出生于安徽革命老区,耳濡目染民间流传的革命战争故事和英勇善战的将士们的传奇,他对那段历史、那些英雄人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认知。所以,在徐贵祥的创作中,他笔下的英雄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人,绝对不是刀枪不入的神。

总之,抗战文学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在战时能够用文学的方式支援抗战,在战后能够唤醒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无论是歌颂敌后战场还是歌颂正面战场都应一视同仁,不能顾此失彼。

在以军事描写为主的抗战小说中,抗日将士的形象被塑造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毛病、有脾气的活生生的“人”。何顿的《抵抗者》塑造了以黄抗日、黄山猫、田国藩、龙营长、毛国风等为代表的抗战勇士群像;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不约而同地描写了一介草莽逐渐成长为令日军心惧胆寒的优秀将领。李西岳的《血地》写红军团长李长生回到家乡,团结乡亲们共同抵御鬼子的扫荡。小说用河北的风物美、人情美来反衬战争的残酷,用人性来对抗反人性,使得小说显得深幽与大气,

范咏戈: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并不仅仅作为历史知识存在着,而是与当代生活、当代精神紧密相连,以文学和影像的方式对其回忆、表达和解读,保持历史的延续性。

歌颂正面战场的抗战文学应得到肯定,这与史学界对抗战史的深入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史学界正确认识并评价抗战史中的正面战场之后,正面战场抗战文学作为这段历史的派生者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当前对正面战场抗战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广泛宣传,然而还是有一些人的思想停留在极“左”年代,给这些研究工作者带来麻烦,史学界尚且如此,文学界就更容易被扣上政治帽子,这就和极“左”时代小说反党③的理论差不多。因此,不能说当前正面战场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作者对“正面战场”的理解很有新意,他认为,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敌我接触犬牙交错,有的区域很难分清哪是前方,哪是敌后,抗日战争是由国共两党共同承担的,无法清晰地分开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也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在这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抗战中,广大作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一大批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抗战题材作品。直到今天,我们的作家仍旧不忘民族的深重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抗争,深入历史,潜心创作,不断奉献出各具特色的优秀之作。抗战历史的文学书写不仅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着记录民族历史、鼓舞民族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独特作用。多年来,中国作协积极倡导和扶持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催生了一大批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精品力作,成为近年重要的文学景观。

第三,是否能增强战时和战后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中国当时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八年抗战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点会在后文专门作为一节来展开论述。

第二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阶段,中国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却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战题材创作往往和解放战争等题材的创作混合起来,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抗战英雄的书写作为这一时期抗战小说的主流,长篇小说创作大量增加,比如冯德英的《苦菜花》、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钢》、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这些作品因为很好地表达了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的激越豪情,契合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绪,

今天的文学书写,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文学,都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从表现中国人伟大人文情怀的层面去努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真正世界的经验。就像蛇蜕皮才能成长壮大一样,以新的自信、新的书写,达到新的境界和新的深度。与世界接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有那个能力,能念好那个真经。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丁晓平的《1945大国博弈》,他探寻和表现的是大国领袖们既露在表面、又藏在底下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洗牌、角力和博弈。如果这些东西我们到今天还认不清的话,而以一种幼稚和天真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那就是很可悲的。

其实,这种一元化评价标准忽视了抗战这个历史背景,完全是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来评价抗战文学的。新时代的背景是:在人们基本上没有了生存的忧虑,在精神上需要更高的享受。那么新时代的文学作品必然要有更高要求上的审美价值。抗战时期的背景是:中国面临日本的侵略,而且日本非常强大,中国非常弱小,中国面临被日本灭亡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最迫切希望的是能够打赢这场战争。那么抗战文学也就必然要符合人们的这种愿望,即支援抗战。如此来看,用新时代的基准来要求抗战文学必须拥有让人们在精神上更高的享受,这简直是荒唐的!

小说的主人公是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张恨水在自序中说:“我愿意这书借着57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

张陵: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很厚重。作者经历5年的采访,做了很多资料的梳理工作。平山团这支队伍为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段历史已经散失在时代烟尘中。这部作品的材料非常独家,非常典型。很多人都是作者一个一个采访下来,是抢救性的工作。其次,这部作品突出了一个很基本的思想,也是今天很容易被遗忘的思想,那就是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作用,通过这支英雄的队伍,作者写出了人民精神。

抗战胜利后,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紧接着就是国共内战,最终共产党取得了大陆,国民党败退台湾至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多年是一个极“左”的年代,这个时期大陆方面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战,甚至准备投降,把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贡献基本抹杀。“现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战场多为敌后战场,而对正面战场题材则仅用眼角余光一瞥而过,即使偶或涉及,能够公允评价的实属凤毛麟角”。(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这就导致在这段时期抗战文学研究大多是关于歌颂中共敌后战场和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内容。对于歌颂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文学作品则是能删就删,极力避免歌颂国民党上层将领和蒋介石的作品,只对国民党下层官兵作了肯定。“事实上,正面战场文学是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一翼,其中表现正面战场悲壮抗战的作品远远多于揭露正面战场阴暗面的作品,只要返回抗战历史时空,看看当时的出版物,这一点清晰可见。”(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通过追忆抗战岁月里河南农民面对天灾人祸时的求生欲望和存活本能,写出了人类的善与恶、坚强与软弱、善变与执着,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和个体生命的珍视

彭学明:《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显然是近期抗战题材书写中非常重要的作品。和以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不同,它采取了我方、敌方、第三方三重叙述方式,将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讲述、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新闻通讯报道和士兵战地日记,以及第三方国际友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所见所闻,融为一体,交替叙述,不但使作品具有了史性特质和文献价值,还使作品有了更为立体的艺术视野和分量。这部作品在思想上又为国人敲响了警钟,是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中国人血泪悲怆的警世呐喊。

正是由于这种立场,《虎贲万岁》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基本没有出现,因为《虎贲万岁》是歌颂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作品,而且作品中既没有表现敌后战场抗战的功绩,也几乎没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正好相反。

这里特别说一说张恨水的纪实小说《虎贲万岁》,小说描写的是常德保卫战尽管张恨水看到了军队的种种腐败,并创作了大量小说进行嘲讽,他还是写下了这部正面歌颂抗战部队的小说应该说,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创作基本上忠于个人的真实感受,其中有着对国家的大爱、对民族的大爱,理性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各方力量的种种表现。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这三四年来一直在发抗战题材的作品,各种各样的角度都发过。我们关于抗战的作品,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沦陷区等这些方面都写过,但是,对中国抗战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少有作家去涉及,我们的抗战毕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一部分,必然要在这个前提下来认识。过去也曾涉及一些国际人物,比如说白求恩等,但并不是真正的国际视野。今年第八期刊发的《极地天使》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它的价值。小说以山东潍县乐道院作为故事发生地。这个乐道院是一个美国人所建,以教堂为主,有医院有学校,后来被日本人占领,成了关押反法西斯同盟国侨民的集中营。作者黄国荣下了很大工夫去了解与乐道院相关的那些人、事、历史,他要写出圣洁、温馨、和谐、欢乐的乐道院变成了阴森、神秘、恐怖的牢狱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写各国侨民是怎么和日本人周旋,中国民众又是如何去营救侨民的。侨民之间,当地中国人之间,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就产生了非常错综的关系,有情感关系,有国际关系,有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各样偶然的关系。其中的必然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面对战争的残暴,人如何自救。这个小说的价值,第一就是国际视野;另外是人物的塑造很成功,每一个人物都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确实是一个下工夫的小说、有灵性的小说、有良心的小说。

第二,能否团结国内外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投入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维持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各方面势力妥协以求团结抗日。国共结束十年内战,开始合作,蒋介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蒋介石成立国民参政会,团结各方力量,中共在其根据地实行农民交租、地主减租减息的政策以缓和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共同抗日。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大量的苏联和美国的援助,最终取得胜利。因此,抗战文学既是对内宣传更是对外宣传,团结国内力量和争取国际援助都是力求赢得战争的重要策略。

这本薄薄的却“带血带毛”的作品,不仅抗战期间流行,在今天也依然没有过时。经由几代人的阅读与阐释,《生死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它在全面抗战之前的那声“怒吼”、它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直到现在仍震撼人心

视野更宽,挖掘更深,描写更真

抗战文学研究还存在一种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问题,即正面战场文学的矫枉过正,这和正面战场历史的矫枉过正有关。这种矫枉过正指的是无限夸大正面战场的贡献,抹杀和歪曲敌后战场的贡献。在抗战文学研究中便以正面战场新史料为主,忽视以前研究较多的敌后战场文学。这种倾向是笔者较为担心的,因为它很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的深入挖掘和反思成为抗战文学创作的主流。近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尘封的历史资料相继被发掘,特别是战争亲历者口述历史及回忆录等大量出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和更广阔的空间。抗战文学开始走出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吸收和借鉴历史、科学、时政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当代作家仍在探索新的可能性

抗战小说的价值之一就是其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多具有民族国家意识,不仅仅是军队的官兵,还包括其他阶层的人。中国与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日本作战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了。

[社会]中国军事美图[Ⅱ]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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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生成这个帖子,是答谢在《中国军事美图》更新过程中,相照和支持过楼主的同学。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帖子不会保持高密度更新。有时间呢,楼主会尽量更新;没时间呢,你们就自己玩。楼主是平面设计出身,对于图片的筛选有自己的相关标准。坦率的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中国军事美图》发过图片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甚至连门槛都过不了。楼主只是一个简单、普通的中国人,只是遵循内心的指引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所以呢,在这里,没有冠冕堂皇,没有臆测,只有中国军事最真实而坚实的存在。真诚的感谢所有原作者。

范咏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文学就出现了。到今天,抗战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不同的特征,从历史观到艺术观念,不断变化,直到今天,探索仍在继续。

关于抗战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较有影响力的有房福贤关于抗战文学价值的研究和张中良(笔名秦弓)的正面战场文学研究,有人用“推进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抗战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文学对历史的承载与超越”来评价张中良的《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可见其分量之重。

据中国作家网报道,作家纳杨认为,抗战文学一直都是军事文学一个重要分支,并且正在突破军事文学的框架,成为全民族抗战书写的部分。作家们在各个层面和角度书写着那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战争,再现那场战争中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战争中人性的崩溃与变异、人性光辉的闪现与重生,是文学的责任,也是作家的追求。

李舫:何顿的《来生再见》值得关注。首先,这部长篇小说有题材上的突破。作者试图还原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真实图景,表现一代人在曲折的历史境况中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在《来生再见》中,何顿以父亲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叫做黄抗日、也叫做黄山猫的抗日老兵一生的荣辱。小说以大量的篇幅书写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者将笔墨放在他熟悉的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写下级军官与士兵在抗战中的煎熬和苦苦挣扎,写上一辈中国人的忍辱负重与不屈不挠。这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黄抗日从小饱受人们的取笑而变得自卑。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变得胆小、怕事、狡黠,懂得自我保护,一次次化险为夷。这是关于民族性格的爱国主义写作,是关于普通民众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浴血奋战的画卷。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反对侵略、寻求独立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同时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抗战文学作为这段历史的文学见证在文学史上应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但其价值的特殊性往往在和平年代被忽略。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学的战争化,即文学抗战,文学的政治功能上升到首要地位。建国后至今文学界对文学的认识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前三十年认为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强调文学的某种功能;后三十年则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从这两个时间段来看,后三十年对抗战文学的评价容易以纯粹文学的文学审美价值来评价,因此认为抗战文学的价值不大。照此理论前三十年应该对抗战文学的评价较高,然而这其中却存在一个问题。前三十年对抗战文学中歌颂中共敌后抗战的文学评价较高,但是对歌颂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文学作品则是能删就删,甚至闭口不提或选择性提及。综上所述,上面提到的两个阶段都不能给抗战文学一个正确或公正的评价,其原因各有各的不同。张恨水的《虎贲万岁》是歌颂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一部小说,以此为例正是上述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的交集。

《生死场》面世后仅两个月就脱销加印,4年内连续再版7次,到抗战结束时先后重印10多次,受其鼓舞的读者无以计数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慷慨悲歌,气势磅礴,构成我国文学景观中一幅雄奇壮丽、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诞生于战争时期的抗战文学和不同时期的抗战题材文学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条血脉。中国抗战文学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它们真实、深刻地记述了侵华日军暴行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鲜明生动地表现出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伟大品格,生动丰富地塑造了充满牺牲精神又各具特色的民族英雄群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奋进。

文学审美价值的绝对标准

茅盾、巴金、丁玲、刘白羽、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正是在那一时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成为坚强的中国抗战文学战士,

额尔敦其其格:抗战胜利70年了,中日关系在中国人民生活中一直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历史问题交织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但是我们小说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的,更多是进入历史的皱褶里头写情感,所以我所看的大部分中短篇是个人叙事,不像抗战爆发之初的作品那样有非常鲜明的主题,即救亡和启蒙。新时期以后,莫言的《红高粱》写了民间的抗战,大家觉得非常新颖,此后,民间的抗战越来越多地被表现,各个行业、各个阶层,所有的抗战行为都是我们书写的一个对象,越来越丰富,这不是坏事。中国人在这样一种水深火热当中的生活,他的感受,必须得从个体经验来写。但是在一些更高的层面,面对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强有力的作用。

抗战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认为抗战文学价值不大;第二,不能正确评价正面战场文学。本文从这两个方面来研究抗战文学的特殊价值,通过对历史上抗战文学的研究状况和当前学术界对抗战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分析,得出抗战文学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战后的意义。

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战争进行中,即1931年到1945年。作家们用手中的笔作为枪炮,写下激扬文字,直指侵略者的丑恶行径

顾建平: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最触目惊心、最残忍、最血腥、最灭绝人性,也最令全世界人民愤慨和谴责的一个大事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记载、影像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由于这些材料没有经过有序整理,或者缺乏详尽的统计数字,因此在日本国内乃至国际上少数学术界人士中间有一股思潮,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或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远没有中国人说的那么多。70余年来,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纪实作品,用详实可信的材料,条理清晰地全面展示这次大屠杀的全过程,让世人尤其是后人切切实实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这是中国文学对全体抗日军民、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冤魂欠下的一笔旧账。何建明在去年首个国家公祭日前推出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弥补了这一缺憾,也为中国文学界还了这笔欠账。

③《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还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

本报讯 近40年,抗战题材小说反映抗战历史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对于历史的书写,除了俯视角全景式宏大叙事之外,还有许多平视角描写普通老百姓的作品,

汪守德:我们的作家在写抗战题材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写肉体的疼痛,描写我们怎么遭到日军的侵略、屠杀、蹂躏等等很充分,但写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疼痛是远远不够的。我不久前重读了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感到非常大的震撼。丁玲在那个时候居然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作品,着实令人惊异,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当高,使人产生的刺痛感也相当强。作品在描写肉体和灵魂双重疼痛的问题等方面,走得相当远,也相当有深度。它解剖的是中国人真正的人心,是中国人的灵魂,令人战栗,几至无法面对。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得更远一些。

评价抗战文学至少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

小说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描写中国战场上,国内国外各种势力、各种党派之间的纠缠争斗,再现了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把对战争的描述和反思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格局中反思我们的得失

茅盾、巴金和老舍这三位作家的抗战小说可以说都经过了同样的发展阶段。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是以“八一三”淞沪会战为背景的,体现了上海人民支持国军作战的国家意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茅盾自己也承认这部小说是失败的,在新时期有人研究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也用“一个未被读者接受的文本”这样的评价。茅盾的《走上岗位》比《第一阶段的故事》更加深刻,如果说这两部战时小说对于作家来说都算失败的话,那么茅盾在战后不久所创作的《锻炼》对于作家、对于读者都算是成功的。巴金的三部曲《火》全是在战时完成的,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还只是停留在宣传抗战的层面上,那么第三部已经上升到了反思抗战的层面。老舍的《火葬》到《四世同堂》最能说明作家的抗战小说从试着创作到走向成熟,《火葬》创作的失败也为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成功积累了经验,《四世同堂》可以说是抗战小说中规模最大的,从“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写到抗战胜利,成为经典之作。

[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军事战略的创新发展-搜狐军事频道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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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军事战略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和国家战略全局的要求,在始终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前提下,努力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紧紧围绕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战略能力建设两大问题不断创新发展,正确和有效地指导和统揽了国家军事,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战略格局、世界军事面貌和我国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军事战略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傅逸尘:2015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文学界对所谓传世经典、扛鼎之作阙如的压力,非但没有因纪念日的到来而有所舒缓,反而流露出普遍的焦虑。事实上,近年来产生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影响较大的抗战题材作品,诸如邓贤的《大国之魂》、余戈的微观战史系列《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丁晓平的《1945大国博弈》、丁小炜的《一腔无声血》等等都是非虚构或纪实文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或写作形态,在重构历史真实时的直接和有效。比如《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我方、敌方甚至第三方能够在同一个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历史观,恰恰是中国当代抗战叙事中极为稀缺的。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在进行政治宣教和迎合民族心理时是有效的,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双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马丁布伯所谓独白的生命向对话的生命的转化,在考察当下的抗战叙事时便具有了特殊的意味。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中,不同国籍的战争亲历者的历史记忆、情感立场、价值判断缠绕交织,诸如日记、战报、回忆录、采访实录及其他诸种文体并置杂糅,中方、日方及类似拉贝、魏特琳等第三方的视角、文化、情感、思维、行为融合碰撞,共同构成了一幅全景和动态的历史画卷。可以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历史言说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极为显明的文本特色和写作伦理。

第二,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1949年由于内战失败,国民党败退台湾,至今已有60多年,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尚未完成,成为一大遗憾。当前,两岸关系相对和谐,特别是胡锦涛主席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代表官方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贡献,在对岸的国民党得知这一情况也激动万分。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问题,承认国民党的抗战贡献是必不可少的,而歌颂正面战场的抗战文学就像软力量一样,通过文学的方式促进两岸人民的认同感。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导演田沁鑫于1999年执导的话剧《生死场》复排上演,再次座无虚席舞台上,当窝囊怯懦的二里半说出了那句“我去赶死了,你们要好好活着”时,全场掌声雷鸣抗日战争的“生死场”上,多少平凡的中国人挺身而出,活成了血气方刚、勇敢坚毅的大写的人,又有多少这样的壮志怒吼,被聆听、被书写、被阅读,被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丰碑据《人民日报》

何建明

结语

战争不让作家走开。1933年9月9日,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近两周年之际,23岁的萧红在青岛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冲撞着,悸动着,鲁莽而又敏锐地将东北大地上的故事裹挟而来,1935年12月,在鲁迅等人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生死场》终于与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起作为“奴隶丛书”系列在上海出版

邱华栋:我们应该对抗战题材有更多的开拓。黄国荣的《极地天使》拓展题材的空间,涉及到了同盟国抗战,很特别,还有徐贵祥《三尺布》中的敌后抗战、温燕霞《磷火》中的远征军、摄影家黑明所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老兵的口述实录,都拓展了抗战文学表现的空间。七八十年来涌现了很多好作品,但是在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可能性?这是我们编辑和评论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有意识地去发掘。现在关于抗战的历史材料很多,作家创作的空间比过去宏阔,眼光也更放得开,思考也深入了,涉及到文化的冲突、历史的抉择。未来还有很大空间,值得挖掘。

由此可以看出《虎贲万岁》在以往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并不高,甚至被忽略,这和意识形态、立场等因素有关。2015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虎贲万岁》在封面的宣传语上就有:《虎贲万岁》入选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种经典抗战图书”,说明《虎贲万岁》已经开始受到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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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鹰:抗战题材书写要扩大视野、找寻到更艺术的角度,去展现人的遭遇的多样性复杂性。范稳的《吾血吾土》试图以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融合,从一个较别致的角度处理抗战题材,作家以剥洋葱式的手法,不断展现那些经历过磨难的老兵在抗战前后七十年历史变迁中的痛苦与彷徨、思考与坚守,把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刻画得细致入微。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狭义的抗战文学,后文提到的“抗战文学”皆指狭义上的抗战文学。

改革开放以来,抗战题材小说一改以往单一扁平的叙事模式,更多地采取了多维度立体呈现,拓宽了视野,也丰富了书写对象,不仅描写红军的主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描写抗日的正面战场;不仅塑造了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抗日英雄形象,也描绘了抗日部队中的官兵形象,力求还原全面战场的原态和本貌。

第一是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以前我们对国统区战场的描述,基本上是一种全线溃败的描述,后来又矫枉过正,认为国民党主战场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都有偏颇。目前的作品既强调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同时也不忘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第二,更加真实,更加深入。随着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的披露,随着采访范围的扩大,作家的写作有了更多的依据,特别在纪实文学创作上尤其明显。第三,视野更加开阔。我们有很多的作品将国外对中国战场的评论、评价,作为创作上的一种参考,这也归功于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版。第四,作品越来越细分化。既有大视野的全景式的描述,比如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也有以单一事件为主的、非常深入的描写。在小说创作方面,有常芳的《第五战区》、网络作家却却的《战长沙》等等,越来越细分化,越来越专注、专业。第五,更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很多作品都是以普通人、普通老兵作为主线,像范稳的《吾血吾土》、何顿的《来生再见》,都是关注小人物在战争中的人生遭际。第六,理性思考越来越深刻,作家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更突出。

茅盾的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便是以淞沪会战为中心,描写了上海市民欢迎军队开赴上海抗敌,也表现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英勇抗敌的爱国精神。巴金的《火》的第一部同样是以淞沪会战为背景,描写了悲壮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七月派”的丘东平在淞沪会战之后,他和欧阳山、草明、邵子南、于逢一起创作了《给予者》,塑造了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奉献出生命与家庭的无私给予者——国军下级官兵黄伯祥的形象。(房福贤,《中国抗战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抗战一开始,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便被激发出来,作家的这种意识更加强烈,因此塑造了一个个爱国主义形象。

[社会]男团实现七连冠 中国军事五项队在世锦赛上战绩辉煌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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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比利时阿格隆8月28日电 中国队今天在国际军体第四十九届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越野赛中,女队再次蝉联团体、个人冠军;男队则在8公里越野赛中战胜世界劲旅巴西队,实现了团体“七连冠”的梦想。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4公里越野赛中,中国队的徐蕾第一个出发,田琳娜第二个出发,第三个出发的是刘淑梅。瑞典选手第四个出发,第五个出发的是中国队的尹丽。在男子8公里越野赛中,中国队以何树感、廖代宝、刘伟、蔡红星四人编队再次夺得团体冠军。铜牌被叙利亚的贾哈赫德夺得。中国的廖代宝、刘伟、蔡红星和朱岩峰分别获得第四、五、六、七名。本届锦标赛是24日开始的。明天,还将进行男、女500米障碍接力最后两枚金牌的争夺。

何建明:杨义堂的《抗战救护队》让我非常震动。在这部作品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作家。他写的是协和医院的第一任执行院长林可胜。中国人不知道林可胜这个人,不知道林可胜在抗战时期所作的贡献,是一个悲剧。他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都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纯粹是出于一个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组织这么多队伍在战场上进行救援。他后来的科学成就,个人的悲剧遭遇,都不为我们所知。同时,这部作品的叙事也非常讲究,整个作品完成得非常好。

文学的战争化

不到8万字的小说在上海引起轰动。“九一八”之后国家危若累卵,整个社会的抗日情绪高涨,东北成为中华大地流血的伤口,义勇军在白山黑水奋战,一寸山河一寸血,牵动着全国民众的心《生死场》以及《八月的乡村》等的出版,让焦急等待的读者“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到了东北民众抗战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萧红极具个性的表达不仅没有妨碍,反而灼热地表达出由“蚊子似的为死而生”到“巨人似的为生而死”的动人历程,夹着痛楚的愤怒让人过目难忘。

徐忠志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在《虎贲万岁》之前一直比较谨慎,所以《大江东去》和《八十一梦》不能算是失败之作,《虎贲万岁》相比《大江东去》和《八十一梦》更加战争化,因为整部小说都写的是常德保卫战的前线战事。张恨水在其《虎贲万岁》的自序中就曾说:“七年来还没有整个描写战事的小说,这是我们文人的耻辱,对不起国家。”(张恨水,《虎贲万岁》,团结出版社)《虎贲万岁》是在经历过常德保卫战的57师的两位士兵提供给作者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写出的,一开始张恨水婉拒了57师两位士兵的要求,这是因为他怕自己写不好,有辱57师牺牲官兵的在天之灵。除了少数虚构外,大多是真人真事。直接描写战场上的惨烈和57师官兵英勇抗敌不畏牺牲的悲壮,使得这部小说更加战争化。这部小说是张恨水众多小说中的一个例外,虽然只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才有了这部作品,但是57师的两位士兵如果找的是另外一位作家,那也必然会出现另一个版本的“虎贲万岁”而已。

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全景式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战的过程。小说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描写中国战场上,国内国外各种势力、各种党派之间的纠缠争斗,再现了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把对战争的描述和反思提高到了新的高度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把眼光放在国统区,描写国统区各色人等的心理,表现了战争中各种力量的博弈。周梅森的《国殇》以军队的整体描写来记述那段历史。小说写到军队的消极抗日,写到军队中的派系之争、利益之争,也写到了其中官兵的心理挣扎,

我们写肉体的疼痛非常多,但较少关注我们被奴役的心理、被奴役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小说要进入精神进入灵魂。还有,不管以前还是现在的作品,对日本的侵略都充满仇恨,但是战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战场上的角逐,它背后还有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博弈,我们在仇恨的表达之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表现还不足。

抗战文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学的战争化,这是在战争环境下必然出现的现象。“战时的中国抗战小说是民族的生命之舞。它们是在炮火、恐惧、奔波、饥饿、失望、痛苦、希望中诞生的。”(房福贤,《中国抗战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受到外来侵略,面临亡族灭种的危机时,他们的作家还能像和平年代一样去创作“男欢女爱”的文学作品,对战争不闻不问,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定是没有希望的。老舍先生在抗战时期曾说过:“即使敌人与我无仇无怨,可是他抢的是中华的土地,杀的是我的同胞;假使这样的仇恨,还不足激动我的心,我就不算人了,更何有益于文艺?”(老舍,《老舍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抗战时期,首先作家的生存条件恶化,抗战时期的日本在沦陷区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不难想象,如果日本完全灭亡中国,必然会在整个中国实行奴化教育,经过几代人之后,中国的文化将会不复存在,当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复存在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彻底的从世界上消失了。真正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作家连创作伟大作品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屈服在日本的淫威之下,甚至自己的后代屈服在日本的淫威下而不自知。因此,抗战时期文学战争化往大了说是作家为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被消灭,往小了说是作家为了改善自己的创作环境,说到底即是为了生存和生存的更好。“战争将所有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危亡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立即成为不合时宜了。”(费正清、费维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月3日是抗战胜利日,对于这份沉重的胜利已有数之不清的影视作品和小说题材用以纪录,直到今天,“抗战文学”已经成为特指书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的专有名词,

雷达: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经历了80多年历程,作品浩如烟海,我们需要总结,看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积累了什么样的艺术经验,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同时,还要看存在什么问题,还要继续呼唤伟大的战争文学作品的出现。

绪论

以军队的整体描写来记述那段历史,写了军队的消极抗日,写了军队中的派系之争,也写了其中官兵的心理挣扎。

张陵:抗战题材是我们永恒的一个题材,我们文学永恒的痛。现在,我们仿佛进入一个误区,认为在这个题材领域内,表现战争中的人性,尤其是在人性标准的统一关照下对敌我各方作为人的理解、包容、怜悯,才是最高的标准。但是我们忽视了,在西方文学中,它可以实现,因为在战争纷争之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上帝。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和解、忏悔、相互理解。但是在东方战场,目前的事实是,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和解,对立依旧存在,大家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并没有达成共识,发动战争的一方与中国人民、亚洲人民没有达成和解,依旧抱有很大的战争野心,甚至可以说,还不时地在引发局部性的冲突或紧张。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作家去追求人性的博大,同情侵略者,是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要以道德失落作为代价,所以并不是作家的努力不够,而是我们目前的情势并不能够支持作家这样写。

第一,是否能振奋前线军队的士气。因为在抗战时期决定抗战能否胜利最主要的因素是军事,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简陋,官兵素质不高,和日本差的很远,国民党军队尚且如此,中共领导的军队就更不用说。在国民党军队的22次大会战中,每次会战的军队人数远远多于日本军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且败多胜少。所以中国在装备和士兵素质都不如日本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不畏牺牲的勇气来弥补,抗战文学甚至简单到一两句能够振奋军队士气的口号,它都具有很大的价值,更不用说是层次更高的诗歌和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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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不足,才可期待更伟大的作品

评价抗战文学既不应以纯粹的文学审美价值为标准,也不应以意识形态的宣传为标准,前者容易忽视抗战的历史背景,后者容易因立场问题而遭到不公正的评价。

[社会]2018春节期间中国军事博物馆开闭馆时间通知- 北京本地宝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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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于2018年2月15日至2月18日闭馆4天,2月19日正式开馆。开放时间:参观时间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17时,16时停止发票和进馆。主题展览期间周一不闭馆。证、港澳台身份证、护照。检票人员将对团内其他成员进行抽验证件,请团体观众携带好个人证件并给予配合;使用港澳台身份证、护照进行团体预约的带队负责人,均到指定窗口领取团体票后检票入馆。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可由1名亲友陪同。个人和团体预约时,需根据本站要求提供相应资料,预约10天内的有效参观,不支持当日预约。微信预约入口:北京本地宝微信公众号提供北京军事博物馆预约服务,发送“博物馆”,即可微信预约参观,近期展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也能预约!

施战军: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是第一次正面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他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大概改了将近50稿,每改一次都痛哭一次,那么惨烈,那么痛彻心扉。面对这样一段民族灾难性的历史,曾经,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快感叙事,今天我们既要冷静,也要浓情,这个浓情不是快感式的浓情,是真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这块国土的一份感情,有这份感情我们不愁不出好作品。过去我们把战争看成我们轻而易举的胜利,或者是有些悲观主义者把战争看成我们国民性低劣所致,都是偏颇的。要正视这场战争中我们民族所付出的东西,看到我们民族所缺失的东西,在我们与强敌比对当中,认清我们最缺失的是什么、我们强大的东西是什么,从而使我们民族更强大。

注释:

让人晕眩的日头下,弓腰瘸腿的人们艰难地扒着活路,血混着汗,泪连着诅咒,而生,时时刻刻系着死,这是上世纪20年代东北大地上的生存场景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当代中国作家不断搜寻那段悲壮的历史记忆,不断焕发出新的灵感和激情,以更理性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更细致的史料挖掘、更娴熟的艺术表现,写出了一批有分量见精神的优秀作品,有的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围绕抗战文学精神的传承和抗战题材的当下书写进行研讨和对话,对促进创作发展是有益的。

改革开放后,评价文学的标准逐渐发生变化,学术界开始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以文学的审美价值作为标准,很多抗战文学得不到好的评价,甚至一些完全属于宣传类的抗战文学几乎找不到文学审美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抗战文学的文学价值不大,加之很多作家也亲口承认自己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抗战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大,这就更加让人们在新时期研究抗战文学时忽略其特殊文学价值。

抗战时期,萧红的《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作品为我们描绘出战争状态下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境遇

早期的抗战文学很多是第一手的生命书写、灵魂书写,萧红的《生死场》今天仍给我们震撼,它是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它是民族精神的一个强烈表现。萧红写这个作品时只有23岁,《生死场》与《呼兰河传》一样,是一部天才之作。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显示了巨大的概括力;而孙犁的《荷花淀》别出机杼,诗意盎然。在诗歌方面如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间的诗、艾青的诗,都是瑰宝。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抗战题材大爆发,厚重之作联袂而出,如《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大刀记》《战斗的青春》等等,数不胜数。它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表现极为饱满。不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避、甚至曲解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业绩,使真实性和广阔性打了折扣。新时期以来,纠正了认识上的偏颇,出现了《战争与人》《血战台儿庄》《亮剑》《笨花》等力作。尤其是《红高粱》显示了质的飞跃和宝贵的创新精神。再如《音乐会》《抵抗者》《回家》《生命通道》《来生再见》《吾血吾土》等等,掀开了新的乐章。在纪实文学方面,近年又有《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抗日战争》三卷本、《与魔鬼博奕》等力作。

第一,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抗战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则时间更长。但是,“在1762篇现代文学博士论文中,以抗战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只有50余篇”。(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对抗战文学的价值估量不足。正确评价抗战文学,突破一元化评价标准的思维定式和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将会有更多学者投入到抗战文学的研究之中,以弥补当前抗战文学领域研究的不足。

李朝全:集中阅读近期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现在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深化的阶段,和以往的同类作品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总结为六个方面:

基于以前抗战文学评价的两个大问题,即认为其价值不高和否定歌颂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文学,有必要对正确评价抗战文学的意义作出论述。

文学审美价值中的审美认识作用和审美教育作用也属于文学审美价值,只要这种作用达到了,那么它就具有文学审美价值。

在和平年代,正确评价抗战文学并认识其特殊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国内外的局势大体上处于和平状态,但并不代表危机的永远杜绝,局部的不断冲突,恐怖主义大张旗鼓的叫嚣,都是潜在的危机。一旦进入战争状态,作家是否能迅速调整方向,是否能像抗战时期所激发的高度民族国家意识一样为战争服务,还是个未知数。因此,有必要回顾这段文学史,重新梳理其价值,促进中国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发展。

正面战场文学的民族国家意识

抗战文学在宣传团结抗日的同时,也在宣传这种民族国家意识,“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环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虎贲万岁》中,程坚忍道:“所以日本这侵略的国家,野蛮的民族,是必须和他拼到底的。他若是胜利了,我们四万万五千人,全会变成牛马。”如果说这只是军队的声音,那么《虎贲万岁》中的黄九妹、戴县长、刘静媛等的身份为别为老百姓、文官、富家千金,这些人在日军逼近常德城时没有选择出城,而是留了下来,在城内被炮火轰炸之后,他们义无反顾的与官兵一起出来救火救人,“他想,一位平常斯斯文文的小姐,变到这个样子,中国人究竟是站得起来的”。(张恨水,《虎贲万岁》,团结出版社)

研究抗战文学的特殊价值应分两个时期,即战时和战后。它在战时的特殊作用以及在战后文学研究中的特殊价值都应该和评价纯粹文学的标准区分开来,它在战时具有政治宣传功能,对抗战是有利的,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战做出了贡献,仅凭这一点就能说明他在战时的巨大价值。如果从文学价值来看,那些认为抗战文学价值不大的言论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弄明白文学价值是什么,对文学的审美价值的浅显和偏执的理解。在战时的环境下,抗战文学的文学审美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这在和平年代是无法感受也不可能感受的到的。

第三,弘扬抗战精神。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抗战精神已经作为民族精神鼓舞着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现在,9月3日已经成为了法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通过放假的方式让人们牢记抗战,这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抗战精神。抗战文学已经不是纯粹的文学,它是用文学的方式来抗战,已经与抗战融为一体,无论是对战时的人们还是对战后的人们都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传输。

重拾正面战场文学

正确评价抗战文学

“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本体意识的被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成为主要的文学评价的基础,抗日文学则受到了较多的批评,认为其文学含量不高,文学史的价值不大。”认为抗战文学大多是作家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战争,更多的是宣传。与其说是抗战文学不如说是文学抗战,认为这种文学的目的性更强,失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新时期对于抗战文学的评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战文学是革命文学,其文学价值很大。这种观点明显是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的文学评价标准,“从战时到战后的40年间,文学的功能性因素被强调,其评价标准基本集中于政治意义的层面上,因而其文学史地位较高”。这种观点基于极“左”时代①的立场,高度评价中共所领导下的抗战文学以及歌颂中共敌后战场抗战和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学作品,同时在这种文学作品里极力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场景,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学的审美价值是指:“在作为文学的本体和文学的存在方式的文学作品中所具有的那种能满足人追求真善美的需要的审美属性”。抗战时期,人们追求的真善美难道不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最终赢得胜利吗?既然抗战文学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追求,那么它就应该具有文学审美价值。

对正面战场的正确认识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刚开始只是肯定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贡献,承认在这一阶段,国民党是抗战主力,但还是有着这样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战,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对国民党在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的功劳也基本予以承认,这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的22次大会战多数都是在战略相持阶段进行的,比如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等。上高会战是八年抗战中比较精彩的一次会战,“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在师长余程万指挥下坚守主阵地,顽强抗敌,表现异常英勇,被命名为‘虎贲’部队”(宋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华文出版社),《虎贲万岁》中的“虎贲”正是来自于上高会战五十七师的英勇抗敌。三次长沙会战已经被拍成了电视剧——《长沙保卫战》,战神薛岳将军也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枣宜会战中,张自忠战死沙场,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殉国的最高级别的将领。常德会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幕便是五十七师守常德的战役,也是《虎贲万岁》描写的对象。如果说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那么以上的历史史实就无法解释,张恨水先生破例写《虎贲万岁》正是被五十七师的这种精神的感动。

抗战史的反思

“巴金的《火》是一部力图概括全国各个阶层、各个政党、各种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的人们全面抗战的作品,是一部激励抗日热情、鼓吹全民团结的作品。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它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房福贤,《中国抗战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作家看来,他们总是要求作品文学上的成功,但在抗战时期,他们以抗战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小说往往在宣传教育上影响更大。老舍的话剧《残舞》、《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等都是通俗文学,与人民大众直接接触,其宣传教育功能往往是第一位的。

抗战文学的特殊价值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评估抗战文学的价值,其价值是特殊的。笔者反对一元论的文学评价标准,即反对用政治标准来评价一切文学,也反对用纯粹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一切文学。抗战时期,在作家的基本生存环境都遭受威胁时,作家已经不能安心的在象牙塔内创造纯粹文学,战争环境下象牙塔实际上也不复存在。他们首要的目的就是赢得战争的胜利,不然作家也会沦为亡国奴,也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文学创作。

无论是茅盾、巴金、老舍的侧面描写抗战的文学作品还是丘东平、张恨水直接描写前线战事,无论是延安领导的写敌后战场的作品还是重庆领导的写正面战场的作品,或是作家自发而创作的抗战作品,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文学的战争化,也就是文学抗战。

因此,虽然说抗战文学研究已经走向正轨,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障碍。极“左”时代的文学观点时不时的会跳出来大呼几声,文学审美价值主宰一切文学的观点也是司空见惯。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对抗战文学的评价在新时期并存,只是前者的声浪目前远远高于后者,因此后者往往容易被忽略。两种观点都是实行了评价文学的一元化标准,即以文学的审美价值为唯一标准或以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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