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为啥五辞新四军少将,五次离军出走太阳集

2019-12-23 03:33 来源:未知

当蒋通过情报部门得知王明、项英与高敬亭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内情后,当即给项英、叶挺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

让叶挺觉得难以履行职责的根本原因,是他早年主动脱离了共产党。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不公正批评,离开党组织,在海外度过了十载流亡生活。

在南方8省13个游击区中,鄂豫皖保存了最多的兵力。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高敬亭又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签订了共同抗日的协议。

在四支队驻地,叶挺和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重申了中共中央东进命令,并要全体到会人员表明态度,四支队全体干部一致举手,赞成执行中央指示,高敬亭也被迫举手同意。会后,他却迟迟不下东进命令,待部队行动后,他又背着江北指挥部擅自写信命令第七团、第九团停止东进。

在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李先念、徐向前、粟裕、谭震林等人都送来了花圈,高敬亭当年的300多位老部下自发前来,哭声震天。

6月21日至23日,连续开了3天斗争高敬亭的大会。24日,行刑前,叶挺还询问机要员.延安有没有回音。不久,中共中央回电,不同意枪决高敬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当叶挺看到延安发来的电报时,连声说:“晚了!晚了!”

当蒋介石通过情报部门得知王明、项英与高敬亭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内情后,当即给项英、叶挺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

谈判历时13天,分为南田接触,衙前初议,青天谈判,九河签字,土门集中五个阶段,最终达成协议。7月2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前往和平九河亲自参加和谈签字仪式。这次谈判是在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前进行的,在南方8省14支游击队中,最早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成功谈判。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以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并直接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

高敬亭被枪决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大怒,立刻给叶挺、邓子恢发电报,质问说:“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发电报给项英,查问张云逸到江北之事。说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2个营至3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毛泽东不但要求新四军派部队到江北,还要多派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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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前最后一次提辞职

5月9日,叶挺和张云逸等来到西港冲.叶挺对高敬亭说“东进方针是中央确定的,你必须执行.”

由于作战勇敢兼粗通文墨,加上中共六大后受共产国际影响,一再强调领导机关必须配备工农成分的干部,高敬亭开始崭露头角。1930年当选光山县苏维埃主席,后依次升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从1930年起,他还先后兼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豫东南道委书记等职,期间,他参与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了光山独立团、赤卫师、游击师(后均编入红四方面军),并指挥这些部队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80余处。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国家民政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举行。

这时,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机叛逃,公开投进了国民党桂系的怀抱。这一变故,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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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高敬亭被执行枪决,年仅32岁。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1年8月14日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1928年春参加农民运动,翌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光山县、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中共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豫东南道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和红25军75师政委等职,还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可是,历史的遗憾已经铸成。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4月2日,高敬亭在潜山县桃岭头巧设埋伏,全歼了两个营的尾追之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个月清剿”的计划。同时,红二十八军及地方党组织在鄂豫皖边区的20多个县建立了80多支便衣队。红军便衣队是党政军二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苏维埃,是不穿军装的红军,便衣队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高敬亭沉默不语.叶挺说“你把支队干部召集起来,我要讲话.”

在临危受命组建红二十八军后,高敬亭还是对“肃反”抓得比较紧。有时,一个战士丢失一个枪机部件,或者写错一条标语都要当作“反革命”处理,更不用说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了。对高的这种做法,方永乐表示严重异议,认为不能将思想错误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处理,绝不要再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在新四军初期,下辖四大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副司令戴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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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高敬亭发现与上级来往的电报有问题,怀疑政治部发报向长江局告他的状,一气之下,在新开岭怒打机要员江腾蛟(此人后来追随林彪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经追查,江承认有此事,遂将江绑送戴季英处理。

1939年6月24日,皖东平原,合肥县青龙厂。一声普通的枪响,结束了一个不普通的生命

桂系军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薪饷,限制第四支队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武装,与我争夺皖东地区。这样,高敬亭领导的第四支队陷入了桂系部队和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斗争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第四支队应该立即东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中共中央也给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来电报,要求“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高敬亭的思想未能及时跟上形势的发展,仍然抱住大别山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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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中共中央派程子华转达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主力执行战略转移—长征,对外称“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于是,吴焕先奉命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行长征,高敬亭则留下坚持斗争。由于时间仓促,程子华没有来得及通知高敬亭,只派人送来了指示信。在信中,鄂豫皖省委责成高敬亭新建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机构,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此时,鄂豫皖边区红军不足2000人,且正被分割包围在仅存的几小块苏区内,革命面临严重的危机,失败的情绪一度弥漫在整个鄂豫皖边区上空。

那么,为什么高敬亭后来却消失了呢?咱来慢慢聊。

一.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1年8月14日出生于河南光山董店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春,高在其家乡参加了农民运动。1929年3月,高敬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乡苏维埃武装委员,从此就与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把手”仍难参与关键决策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作为后世的读者已难分辨清楚,

所以,高认为戴等人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行动的,因而极力加以排斥,公开对部下说:“这批人是派来夺权的!以后,你们遇事还是同我商量商量,切莫上了他们的当!”高敬亭对自己的老部下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如是说。于是,郑位三、戴季英处处受到轻视、排挤。

在临刑前,高敬亭高喊道:“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到1939年3月底,在张云逸的督促下,高敬亭率支队司令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不久又命令部队停止东进,并借故带领手枪团和特务连返回原处西港冲.第四支队的东进再次出现阻碍。

后来,原第四支队被一分为二,变成了新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由徐海东、罗炳辉任司令员。作为新的第四支队当家人,徐海东认为杀高是极其错误的。讲起这件事,后来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就在高敬亭加紧内部“肃反”时,一名叛徒领着敌103师忽然包围了红28军军部及主力,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于混乱之中。就在此刻,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敌人已围了上来,来不及多说,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

36年之后的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凭着流传下来的毛泽东在“七大”期间那句话,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中共中央重新审查高敬亭被杀一案,并作出结论。病中的毛泽东接到信后,不仅同意重新审查此案,还在有关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在“肃反”问题上方永乐和高敬亭产生了分歧和争论。还在1933年至1934年间,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加上受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时任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的高敬亭就积极推行极左的“肃反”政策。在七十五师的“肃反”中,他先后捕杀了1000多人。对这种错误做法,当时的省委和军领导都是支持和赞赏的,甚至还称高敬亭为“肃反专家”,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他的错误。1934年9月,省委派高敬亭去皖西检查工作,根据在七十五师“肃反”的所谓“经验”,高敬亭夸大了“敌情”,他向省委报告说: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者在领导。结果,省委错误地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任命高敬亭接任。上任后,高敬亭大举“肃反”,先后被他错杀的有当地游击队司令员吴保才、赤南县委书记高克文、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等一批负责人,给革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12月27日,高敬亭应召赴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部队改编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副主席对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表彰了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第四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叶挺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东进的命令,对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宣传、动员,并要求全体到会人员表明态度.第四支队干部们纷纷举手,表示坚决执行中央东进方针。高敬亭也被迫举手同意,但心里依然不服.会后,他迟迟不下东进命令。叶挺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东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又背着江北指挥部指使第七团、第九团停止东进。

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攻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叛逃桂系军队。杨、曹二人是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的突然叛逃引起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普遍不满。这时,项英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于是,叶挺命令部队在皖东停止东进,进行“反杨、曹斗争”。杨、曹的私逃虽同高敬亭无关,但在反杨、曹的斗争中,在戴季英等人的主持下,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当即在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斗争。随后,高敬亭被逮捕并遭到无情打击,戴季英等人甚至动用酷刑,“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等罪名也接踵而至。

导读:1953年春,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与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重新审查高敬亭的问题。12月14日,毛泽东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是项英。”这应该是毛泽东生前处理的最后一宗冤案。

高敬亭被错杀一事,有人不了解真相,或弄错了情况,认为责任主要在项英;有人为了保护叶挺,有意歪曲历史真相,无端地责怪项英;还有人在着述中制造谎言,说项英电请国民党当局,要求枪决高敬亭,这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团。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均辖两个团。也就是说,第四支队占整个新四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曾有过“新四军吃四支队的饭”一说。

到抗战爆发后,南方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高敬亭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四支队,是四大支队里面实力最强的。

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倒下了,但他倒下的地方,既不是为阶级效力的战场,也不是为国家尽忠的疆场,却偏偏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他而设的临时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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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在国民党的名将中可以排进前十,还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蒋介石的支持程度,都是无可挑剔的。

无论责任在谁,中共中央军委都对高敬亭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功大于过。决定给高敬亭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高敬亭“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同时,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鄂豫皖边区的“肃反”,也给革命队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民国24年1月底,高敬亭派余雄、蒋同学奇袭了潜山县官庄,活捉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厅厅长、前代省长余谊密及其次子国民党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余竺僧,揭开了大别山3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一声枪响,给高敬亭风华正茂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在历史的长卷中增添了一个感叹号,在世人的心头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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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根据斗争形势,中共中央确定新四军应“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是维系新四军发展的重大方略,然而,第四支队在东进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曲折.当江南各支队东进皖中,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壮大的时候,高敬亭却按兵不动了。中共中央决定“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高敬亭没有执行.

方永乐是红二十八军中地位仅次于高敬亭的领导人,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在红二十八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红二十八军的战斗作风可以说是与方永乐的精心培养分不开。事实上,方永乐对高敬亭一直是十分尊重的,这既因为高敬亭参加革命的历史长,是鄂豫皖的高级领导人,更重要的是高敬亭本身有着一个共产党人在那种艰苦年月里的党性原则,有着一位军事指挥员特有的素质。

先说1907年,跟高敬亭同年出生的名将有林彪、粟裕这两大最闪耀的双子星,还有萧克、傅秋涛、王平、宋时轮、王建安5位上将,另外还有我党最年轻的总书记博古、国家主席杨尚昆,也都是1907年生人。

1934年1月,红25军离开鄂豫皖苏区长征,他奉命留下坚持斗争,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翌年2月重建红28军,他任政委。在国民党重兵连续“清剿”、根据地丧失殆尽、与中央失掉联系等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顽强地坚持了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上的红旗一直不倒。他指挥不足2000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10个团,歼灭国民党军18个整营和15个整连,自身发展到两三万人。

同时,叶再次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他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高部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进至合肥青龙场一带。之后,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进入青龙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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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游击战争铸就了高敬亭空前的威望,也使他因之陷入严重的个人主义泥潭。还在新四军成立之初,高敬亭就产生了居功自傲情绪,因为第四支队人枪最多,他认为新四军“吃四支队的饭”,而自己仅当了个支队司令,不免有点委屈.此后,高敬亭把第四支队当作个人资本,“山头主义”恶性膨胀.当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和长江局派出一批干部,如郑位三、戴季英等,到第四支队任职,高敬亭对此心里很抵触,他还煽动部下对这些干部进行排挤。他认为大别山是他的根基,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因而对此恋恋不舍,不愿到交通发达的水网稻田地区去开辟新的局面.

1975年11月10日,已经长大成人的高敬亭之女高凤英大胆上书毛泽东,请求中共中央澄清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11月30,病中的毛泽东接信后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他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四支队迅速展开,七团、八团进驻无为地区,九团、支队部进驻巢县地区,手枪团、后方机关也积极寻找战机,伺机打击日军。日军攻占巢县后,除留下守备队,主力继续向合肥进攻。巢县守备队经常派小队日军下乡抢掠,巢县城东南5公里蒋家河口是敌人乘船常去的地方。高敬亭利用该地河道纵横,芦苇丛生,地形复杂的堤埂设伏,打了一个大胜仗。

1938年2月,江北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当时第四支队的人枪占整个新四军的三分之一强。

“方政委见军政委冲出去后,就站起身,流着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把身体故意暴露给敌人……后来,他身上中了数十弹。”几名打掩护的战士突围出来后,流着热泪向高敬亭如是报告。高敬亭听后,泪如泉涌……

方永乐被解开镣铐后,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主峰。但敌兵是善于爬山的103师。红军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不得不退出主峰。凶恶的敌人却紧咬不放。方永乐见情况危急,果断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政委冲出去!”为了让“高政委”冲出去,他自己带着少数战士掩护。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高敬亭冲出去了,方永乐见他们安全了,站起身,流着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并把身体有意暴露给敌兵,结果身中数十弹而牺牲。不想数年后高敬亭自己也落得个同样凄惨的下场。

“在叶”说认为,处理高敬亭,是叶挺及张云逸、邓子恢等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5月13日,叶挺曾应约前往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5月24日,廖磊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7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持蒋介石的批函,带替卫抵达合肥青龙场,以叶、项的名义出布告,将高敬亭执行枪决。项英并不知情。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是重视的,但主张耐心教育、尽力挽救。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并说,历史常常有不公正之处。

“七七事变”后,高敬亭看到中共鄂皖区负责人何耀榜转来的中共中央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后,马上下决心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并主动派人与老对手、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举行“岳西谈判”。谈判成功后,他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在最终谈判协议上签字,这是南方八省游击队中最早、最成功的一次国共两军谈判。同时,这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前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高敬亭等人既坚持诚心和谈,又作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这在当时确属罕见之举。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当时,红二十八军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保存人枪最多的部队,高敬亭对人事安排有看法,对项英等个别领导人心存不满,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1932年11月,反“围剿”失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为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下辖两个师:徐海东任师长的七十四师,高敬亭任政委的七十五师。在任七十五师政委期间,高与师长姚家芳率部转战鄂东北、皖西北。

高敬亭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主力长征后,高敬亭被指派领导南方游击队,组建了红28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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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在被宣布“枪决”后,高敬亭坦然面对:“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没有罪,既然你们硬要我死,必须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然后,他端正地戴上军帽,向叶挺军长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叶军长庄重地还了军礼,十分感慨地说:“你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军人!”高敬亭闻言泪下,然后在警卫战士“护送”下,朝荒野走去……

七团先后歼灭无为石涧埠、巢湖姥山等地的汉奸土匪武装数百人。八团消灭庐江的土杂武装吴可庄部200多人。手枪团围歼舒城土匪武装300余人,并活捉匪首,为民除了害。

毛泽东仅仅是怀疑。高敬亭被错杀的责任到底在谁?现存很多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在项”、“在叶”两种:

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的战史,是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这个时期,敌人一听到高敬亭的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在同敌人展开殊死斗争的过程中,高敬亭达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一生中最具威名的鼎盛时期,成为了蒋介石心头挥之不去的心病。

项英还在路上的时候,叶挺也离开云岭去外地,走前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居士不适当一个大庙的方丈”。10月22日,项英回到了云岭。第二天叶挺也回到了军部。项英主动去拜访叶挺,劝他打消辞意。但叶挺去意已决,要回到已遭日本入侵的老家广东组织武装打游击。可能是因为“不能改变现行制度”迁就叶挺,在这之后,周恩来等人并不坚持要叶挺回新四军。叶挺离职后回到广东,国民政府广东负责人余汉谋立刻委任他官职,叶挺很快拉起了一支武装。蒋介石害怕这支队伍成为第二个新四军,下令撤销对叶挺的任命。与此同时,蒋介石向中共方面表示,要另行委派新四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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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对这批人的到来相当反感,尤其是对被任命为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更是如此。戴季英在鄂豫皖就以“肃反”著称,随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还逮捕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幸亏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时,才从刀下救出刘志丹。

两人常在一块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1927年秋,梅光荣将表弟方进贤介绍给了高敬亭,从此高敬亭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3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高敬亭率第四支队,分别从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到达安徽霍山以西地区。经短期休整后,继续东进,于4月底抵达抗日前线.在巢县蒋家河口,他指挥打响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在桐城县棋盘岭,毙日军70余名、毁汽车50余辆,并活捉了4名日本兵;接着又在肥西县椿树岗等地痛击日军,连战皆捷.蒋介石来电称:“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1935年2月3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的金家大屋,红二十八军(史称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以区别于其他地区、其他时期的红二十八军)宣告成立,高敬亭自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下辖八十二师和一个军直属手枪团,方永乐为八十二师政治委员,全军仅1400余人。巍巍大别山又重新扬起了一面红旗。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高敬亭指挥四支队在安庆至合肥、合肥至六安公路两侧,专事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从6月至10月,四支队先后在舒城县、桐城县、潜山县、怀宁县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岭、棋盘岭、铁树岭、三十里岗、运槽等大小60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1400多人,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击毁敌军车150多辆。

“在项”说认为,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和副军长,是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和决策者,这一切都是项英决定的。是项英来电,要叶挺在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斗争。

后来,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在检查其“清剿”失败原因时,供认这样一个事实:“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然不定,兵来匪去,已成惯伎。”在大别山区游击战争中,高敬亭依靠广大指挥员和人民群众,逐步总结和形成了一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有“跳蚤战术”、“老鹰攫鸡”、“化整为零、集零为整”、“伪装奇袭”、“杀回马枪”、“拣弱敌打”、“四打四不打”(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无大伤亡,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伤亡大,则不打)、“敌上山、我下山”(即从内线到外线,从山区到平原)。不难看出,这些同毛泽东后来总结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有许多相同之处。正因为如此,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不足2000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数十个团,成功地歼灭其18个整营加15个整连,共约5千余人,自身也发展到3100余人。

在大别山的3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红二十八军转战3省45个县,南临长江,北越淮河,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30至68个团,成建制地歼敌18个整营和25个整连,共约50000多人,为掩护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6月20日,项英又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大别山的3年游击战争中,蒋介石损兵折将没有抓到高敬亭,现在被共产党自己送上门去,真是喜从天降。蒋介石速将大笔一挥:“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电报很快到达项英手中,项英又将电报交给了叶挺。

当时,桂系白崇禧也充分意识到了大别山的重要,所以命令第五路军全面进军大别山。与此相反,当时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下,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调查登记户口,甚至还提出了“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对于高敬亭提出让第四支队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王明、项英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二人对高非常不满。

高敬亭1907年生于河南新县,常看历史客栈的朋友肯定对这个年份和地区都很熟悉。

60多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穿过历史的长廊,去看一看,那一枪到底是怎样打响的

高敬亭罹难后,江北指挥部又对四支队进行整顿,将“反高斗争”引导为“肃清高敬亭余毒”,过分打击了一些人,引起部分干部的恐慌,这对四支队乃至江北新四军的壮大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当时,第四支队一片混乱,有些指战员甚至被迫离队,当时的局面差点失去控制。

5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胜利消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致电叶挺军长:“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望继续努力为要。”四支队打响了新四军对日抗战的第一枪。

高敬亭将支队司令部设在舒城县的东、西港冲.然而,就在这时,一年之后的那场悲剧也开始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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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四支队在打击日军的同时,还积极打击汉奸土匪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时,进驻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察觉到新四军的东进意图以后,千方百计向皖东伸展,同时以种种手段阻止新四军东进,企图把第四支队挤出皖东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再次要求第四支队东进,并决定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督促高敬亭率部东进,同时把庐江、无为等县的部分游击队和自卫军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到皖中地区抗击敌人.

1938年起,中共中央从延安、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出一批干部到四支队工作,这批干部中的郑位三、戴季英曾在鄂豫皖与高敬亭共过事。中共中央这样做,原希望协调高与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关系。

叶挺也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他在1938年6月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建议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共同商议军政问题。但只要叶挺与中共的关系没有实质的改变,他仍然只是一个党外盟友,对新四军决策层不可能进入太深。况且项英还是担任委员会的一把手,继续位居叶挺之上,叶挺依旧感觉无法行使军长应有的职权。

枪声中倒下的这条高大的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高敬亭——红军时期屈指可数的将领,新四军中实力最强的第四支队司令。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了“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接到这份项英要杀自己一虎将的电报,半信半疑,怕是其中有诈。卫立煌他们17万正规军,打了3年,都抓不到这个高敬亭,现在共产党却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高敬亭对这批人相当反感,尤其是对戴季英。于是,郑位三、戴季英处处受到轻视、排挤。郑位三为了顾全大局,转到地方工作。戴季英和高敬亭则不断地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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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尖锐的对立不仅违背了高敬亭的意志,而且伤害了他的尊严,这令高敬亭大为不满。在一种惊人的自信驱使下,他将方永乐打成“反革命”逮捕起来,并逼他写自供书。内部之隙,为敌所乘。就在红二十八军内部“肃反”加紧进行之际,一名叛徒带敌第一○三师忽然包围了红二十八军军部及部分主力,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于混乱状态。就在此刻,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要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方永乐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主峰阻敌。由于敌人是善于山地战斗的第一○三师,我军兵力单薄,无法固守,被迫撤出主峰。然而,凶恶的敌人却紧咬不放。方永乐发现情况危急,果断命令手枪连保护高敬亭突围,自己则带着少数同志留下掩护。高敬亭冲出去了,方永乐却再没有回来。

红82师师政委方永乐在红28军中地位仅次于高敬亭,常常因此与他当众争论。方永乐任红82师师政委时,年仅19岁,为人聪明机灵,胆子大,且有一手好枪法,虽然年纪轻,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还关心同志,爱护战士,因此在28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高敬亭也十分尊重,但在原则问题上敢于与他争论。

杨、曹在叛逃前,曾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务,生活严重腐化。因为他们都是高敬亭在3年游击战中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组织在研究处理时,曾委托高敬亭亲自去做工作。此刻他们突然叛逃,引起部队对高敬亭的不满。第四支队在开展“反杨、曹斗争”中,在戴季英等人的主持下,又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问题。于是,高敬亭被扣押起来,随后,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977年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生前指示,经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核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该通知充分肯定了高敬亭“功大于过”的历史,推翻了强加在高敬亭头上的“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帽子,认为“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在大别山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高敬亭主持了3次“肃反”,错杀了一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高敬亭对“肃反”一直抓得很紧。越是形势险恶,他就越重视“肃反”,把“肃反”当作与作战同等重要的大事抓,他对人很严厉,对内部人多疑,甚至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某个战士丢失一颗子弹,或宣传标语写错了一个字,或在开会时没到会,就可能被他当成“反革命”,并且严加处罚。

据说,此前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从6月21日开始,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在合肥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邓子恢主持大会,会上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批准。大会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根本就没有想到,军部领导会发动对他的斗争。他始终认为:坚持留在大别山是正确的,而放弃大别山“东进”则是错误的;对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就是要“闹独立性”。他坚持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甚至也可能有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更谈不上“破坏抗战”。

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回电也传到了会场,国民党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电报是:“奉委座电令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国民党对红军要枪决高敬亭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曾经悬赏5万元都买不到高敬亭的脑袋,此刻却送上门来,如何不喜?!更何况高敬亭极力反对桂系军队开进大别山。

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由东南局和江南新四军抽调一批干部到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部队.并明确要求,江北指挥部由新四军委员会派员主持成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挺率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于4月底到达江北.5月5日,在庐江东汤池—张云逸的临时江北指挥所,宜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2003年4月6日,原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机关旧址———安徽省舒城县高峰乡东港村人山人海,庄严肃穆。当地县委、县政府在这里隆重举行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烈士铜像揭幕仪式。

但可惜的是,因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原因,再加上高敬亭这个人性格有点高傲,看不起别的支队,产生了很多矛盾。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向蒋介石请示逮捕高敬亭,蒋介石对这样的要求当然很高兴,当年自己派了十几万军队都没抓住这个人,现在竟然送上门来了,那还不赶紧批准啊!

张云逸向四支队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东进的战略方针,并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这时候,高敬亭本应该率领部队大踏步东进了。然而,他却有意拖延.

身陷牢笼的高敬亭触景生情,想起屈死的方永乐,又一次凄然泪下。他向组织提出:让自己仿效方永乐,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表达他对党和革命的一片赤诚。他思念亲人,特地要来纸笔,给亲属写下诀别信。他更希望自己的战友能为他说几句公道话。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l907年8月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其家境贫寒,青少年时走南闯北给地主杀猪,有“高屠夫”的绰号。他好结交朋友,与董家店老街“春和畅”杂货店管账先生梅光荣是十分要好的私塾同窗。

还有说,对高敬亭的处置,项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没有及时请示中共中央,却向蒋介石报告:高敬亭该不该杀。

1938年3月8日,新四军军部命令第四支队东进抗日。高敬亭率第四支队分别从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于3月中旬到达安徽霍山以西地区集结。经短期休整后,高部继续东进,于4月底抵达抗日前线,部队在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高敬亭则率支队部驻在舒城县的东、西港冲。自1938年5月至11月,第四支队共歼灭日军500人,俘10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收复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初创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其中,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此外,高部的桐城棋盘岭战斗也很出名,战斗中首次活捉了40名日军,那是新四军战史上的骄傲。

但人死不能复生,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直到38年后,即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高敬亭当年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东进方针,张云逸于11月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无为地区,很快与国民党豫鄂边游击总司令廖磊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庐江、无为地区的游击队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危急关头,高敬亭以大无畏的气概挺身而出,在失去上级指示和援助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在当地全面领导继续反抗国民党武装斗争的历史重任。

1936年初,高敬亭在鹞落坪驻地发现有人在他的饭碗里投毒,结果,勃然大怒,没查明原因,就把炊事班全部处决。年轻气盛的方永乐闻讯后,立即赶去进行阻拦。谁知高敬亭竟把他也打成“反革命”,逮捕起来,逼他写自供书。

据说,6年以后,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想起了高敬亭,问道:“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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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再派一个军长来,只会是个反共分子。延安忙致电周恩来,让他把叶挺约到重庆谈话,“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在1939年1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把项英和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的职务颠倒一下,“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书记处回电同意周恩来的想法,并指出项英可“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周恩来告知叶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委员会的新安排,并要同去皖南送他回工作岗位,叶挺终于同意重归新四军。

正当第四支队从大别山开向抗日战场并连战皆捷时,却发现国民党桂系第五路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原因之一是自己长期生活、战斗在大别山,对大别山相当熟悉和十分留恋。原因之二是他意识到大别山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要地。更何况第四支队土生土长于大别山,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在此建立根据地更可谓是得心应手。

卫立煌虽然后来对共产党很好,跟朱德还是好朋友,但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话就是命令,肯定会全力以赴。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卫立煌声称:“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三省边区残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于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

从1938年5月至10月的5个月中,高敬亭率第四支队与日军战斗数十次,收复庐江、无为两座县城,歼灭日军500人、伪军3000多人,打开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等地的抗日局面,第四支队也成倍发展,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叶挺心情十分沉痛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当讨论到高敬亭问题时,张、邓二人都主动承担了责任,诚恳地表示悔恨。

1934年11月17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长征;1935年2月1日,高敬亭与鄂东北独立团胜利会师;2月3日,高敬亭率部来到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根据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亭坳会议、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高敬亭让大别山上红旗不倒,最终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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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高敬亭家属在政府协助下找到高敬亭的陵墓,并在合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10月,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这样密不透风的安排,确实是要把游击队赶尽杀绝的节奏!

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的道路是异常曲折的,多次经过扩编和缩编,可见当时军事形势之险恶。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9月,出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高敬亭何许人也?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念给于平反并恢复名誉。”

郑位三老成持重,为顾全大局,主动要求转到地方工作。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则毫不退让,和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不断地暗中较劲。

1940年12月29日,叶挺突然给延安发去电报,向毛泽东、朱德提出辞职。这是叶挺的最后一次辞职。项英找到叶挺,弄明白叶挺这回辞职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12月26日那份痛批新四军领导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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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芜湖北渡长江,先后占领和县、含山、巢县,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第二十一、二十七集团军闻风丧胆,向西撤退,地方政权垮台,百姓四处逃难,华北战局处子危急之中。高敬亭正在生病期间,立即率手枪团和后方机关偕已有身孕的夫人来到舒城西港冲指挥部队作战。

至此,鄂豫皖边区军民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在南方八省十三个游击区中保存了最多的兵力。对此,高敬亭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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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底,高敬亭率四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是,时隔不久,高敬亭又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连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抵江北。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禁,他曾作诗概括当新四军军长以来的坎坷经历:“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其实,在短短3年的军长任期内,他先后5次要求离开工作岗位,其中两次系离军出走。

当时,蒋介石派出十多万军队,对南方游击队展开地毯式围剿,后来还任命卫立煌为“剿总”司令。

高敬亭之功

1938年7月28日项英前往延安参加会议,过了约一个月,叶挺发电报给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职。在周恩来等人的挽留下,叶挺坚持了一个月,9月30日他发电报给项英,说“我拟于下月初”到顾祝同那里去一次,“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视察各方情形”。项英随即从延安赶回皖南。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率部来到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根据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亭坳会议、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下设八十二师、军直手枪团、交通队。就在红军整编之际,敌人派出主力部队进行围剿,妄图将红二十八军扼杀在摇篮里。高敬亭率部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收到26日电报的时候,项英曾犹豫过要不要拿给叶挺看。电文内容十分严厉,向党外的人展示似乎不大好。可如果不给叶挺看,日后被他知道只怕又引起误会。况且这份电报事关转移北上的大事,不能不让军长知道。此次中央来电虽然是批评新四军的领导,但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项英,与置身党外的叶挺的关系可以说不算很大。想过这些,项英决定把电报交给叶挺。事实证明,他起初的担心并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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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乡另外拉起一支武装

在抗战时期,高敬亭也打了不少好仗,据统计,到他被枪决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第四支队共进行了90多次战斗,几乎取得了全胜。

早年脱离党组织是根本原因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天空乌云翻滚,大雨滂沱。高敬亭被押赴刑场,途经褚家老屋的深沟时,他纵身跳人深水中,一连跳了3次,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沟旁有一株老榆树,他又用头颅撞树也未成功。他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

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叶挺与脱离了多年的党组织取得联系。1937年9月28日,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但作为一支中共领导的军队,新四军自然要完全掌握在项英等共产党干部的手里,战略方针都由他们制定。党外人士叶挺想要成为军队名副其实的统帅,是项英无法满足的。

当然,现在也有文章说不是叶挺下的命令,这里就不做讨论了,在未有正式定论之前,先以公认的说法为准。

不得不说,卫立煌确实是有一套的,上任后,首先建立“五家连环保”制度,只要有一家“通共”,五家人全部斩首,然后又在所有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修筑碉堡,据统计,仅皖西地区,就修筑了24700座碉堡,每座碉堡仅隔半里距离,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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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被押着穿过褚家老屋,来到龙泉河畔。青龙场附近的河滩上,随着一声凄厉的枪声之后,高敬亭那高大的身躯倒下了。将军的满腔热血不是洒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而是洒在自己人的刑场上。

1938年2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成为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勤部主任吴先云。四支队下辖支队部、七团、八团、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是新四军4个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支队。

不过,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时期,其实第四支队的实力是最强的,高敬亭甚至比陈毅的地位还要高。

高敬亭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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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告诉项英,自己辞职决不是要逃避责任和斗争,只是根据历史的教训,他既然无能力担负起对全军的重大责任,就不要等负不下来的时候再作抉择。叶挺说的历史教训,应该还是指呆在新四军里的种种矛盾和尴尬。项英忙向这位名将解释党对他的信任,谈了一个上午,叶挺终于“暂时打消”辞职之意。此时离皖南事变的爆发只有几天时间了。

高敬亭事件

还有河南新县,也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像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大名鼎鼎的将军,都是新县人。

然而,高敬亭就是有这个本事,左突一下,右冲一下,竟然让他成功突围了。一年下来,游击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壮大了!

周恩来到新四军指挥部后,也气愤地说:“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

谁要高敬亭死?1939年6月24日清晨,高敬亭被带到青龙场附近的一个树林里,这里已经连续3天召开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批斗大会。高敬亭没有想到这次是针对他发动的公开批斗大会。会上叶挺军长讲了话,政治部副主任历数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革命、不服从军部领导、排挤延安来的干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7大罪状。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和军籍的决定。

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当年陈老总率领南方游击队被敌军围困时写的。而高敬亭率领的游击队,其实困难比陈老总的队伍还要大,但取得的成就也比陈老总要大。

高敬亭之过

在敌后军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况下,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先后组建了东北抗日挺进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和游击第二纵队,部队发展壮大到近万人。

如果以建国后的军衔和职务来看,第四支队是最弱的,第一支队一个元帅一个上将,第二支队一个大将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三支队一个大将一个副总理,而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1939年就去世了,副司令戴季英也只担任过河南开封市委书记。

但只要叶挺和中共的实质关系没有改变,就不可能真正参与中共对新四军的关键决策。这年9月,叶挺为新四军经费和编制问题去了重庆,因为蒋介石不肯增加新四军军费,他第三次提出辞职,才换来国民政府多拨了一些经费。心绪烦乱的叶挺去了香港、澳门,明确表示不想再回新四军了。项英派人到澳门请叶挺重新工作,叶挺返回重庆,但仍说:“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如此复杂,却要我担负这么大的担子,我实在干不下去了。”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叶挺在1940年8月回到云岭。

红二十八军整编期间,中共中央派出郑位三、萧望东抵达红军集结地湖北省七里坪。郑位三向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过去根据地“肃反”是错误的指示!引起了高敬亭的疑惑,对他们保持戒备,经常借故不让他们深入部队。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后,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从延安来到四支队工作。

1937年7月13日,高敬亭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决定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史称“岳西谈判”。

1930年5月,高敬亭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3月担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1932年1月,在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他率领七十五师屡建战功;1934年5月,升任红二十五军政洽部主任。

四支队的抗日活动,迅速打开了皖中的抗日局面,建立了背靠大别山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以后建立皖江抗石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5月12日上午8时许,日军20余人乘船进犯蒋家河口。四支队九团二营伏击部队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经20分钟激战,共毙日军20余人,缴枪数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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